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2/8页）

国民党成立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其成员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奔走而促成之者，宋钝初先生。其中同盟会于革命历史最久，此外或系帮会，或因人事而独树一帜，大抵都属于革命党。国民党之宣言曰：“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群小分立。”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政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此宣言与政纲显然系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下一个政党，而其党员则为向来的革命党。但有一点，当时以为军人不宜分党，故革命党的军人均未入党，虽不入党，精神和心理自然属于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膺白即为如此的一人。

我今述我个人在二次革命所见经过。本章以下，我的经过大半与膺白共同。我与他以夫妇而兼同志，不论忙和闲，我常是他最近便的一个书记。但今所写，他不及见，是我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归我负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我们一行四人同车北上至天津；四人者，张岳军先生和夫人马育英，膺白和我。我在天津最熟，膺白住过北京，岳军先生住过保定，育嫂系初次到北方。同学侯宝琳君家帮我在河北区车站附近，租得一所三间平房的小屋，有地板，似铁路员工住宅，我们甚满意，除膺白一个旧勤务兵王渭文帮忙外，侯伯母还为觅得厨子老张。

这次北行为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沪军善后分两项，报销和人事；人事又分两项，请资格和请深造。老少不同程度参差的人，却都热心从事革命工作一番，解散时曾拟三种办法：一种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登记任用；一种未必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稽勋褒奖；一种年青有志的，请给机会留学。膺白手里三项名单都有。廿三师的安排甚简单，几个团营长保送北京陆军大学为学员，余按军级退伍。膺白出洋的经费出自江苏省库，而非出自北京国库，此次到京接洽，与自己经济无关。这点任务，预定在北方有两三个月勾留。与英士先生约定，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同访欧美。其他同行的人，已到东京安排考察日程。我们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顺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对日本合并后的朝鲜建设甚为注意。他在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局，往日本参观并购机器，曾经到过汉城二次。他告诉我，听朝鲜孩子在学校唱日本国歌时的难过。他亦甚顾虑东三省前途，劝我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取道于此。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