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4/28页）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像关云长的样儿，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