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3/28页）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