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9/14页）

他聪明而清醒地回避了。于是，在作者着意酿制的“幽甜”之中不免掺人了几丝“苦涩”。苦涩便宣布着并非真的闲适，这与周作人是一样的。其实，俞平伯也自有他“战士”的一面，他日后竟有这样的文字：

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还有“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可见，倘要百分之百地真闲适，也就不会写这些闲言语了。老子若无为，何来五千言？周作人师徒们的闲适中，实在有一股“想做战士而不得”的悲哀。对于鲁迅那些“做稳了战士”的人，他们似乎不满或不屑，但在那刻意标榜的闲适中，真有几分介于在战斗的墙下做小角色和“他们竟不来叫我”之间的酸楚。

钟敬文早年的散文集《荔枝小品》依稀有一些周作人的影子，王任叔在给他的信中说：“你的散文是从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里走出来的……不过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而整齐，含义比较深，你的散文，冲淡而轻松，含义比较浅。这怕也是年龄的关系吧。”请看《荔枝》的第一段：

这实在使我时常想起来，有点懊恨。为什么不生在那周汉故都的秦豫之乡，又不生在那风物妩媚的江南之地，却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獠旧邦的岭南呢？虽说在这庾岭之阳，南海之滨，也尽有南越南汉未荒的霸迹，白云西湖挺秀的河山，足以供我们低徊游眺，少摅爱美好古之怀，但翘首北望，毕竟不免于爽然自失呵！

这里的感情基本上是外露的。文章是“写于饱啖荔枝之后”的风物闲谈。这里没有家国之痛，没有新旧之战，没有悲喜之思，讲的只是“吾粤”有荔枝这样的美味，可以补文化落后之憾。这似乎近于真的闲适了。但也正由于此，创作难以为继。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钟敬文“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其实创作就是“不闲适”，闲适便无须“创作”。相对于创作来说，还是做学问更接近于“闲适”。

周作人另一弟子废名（冯文炳，1901-1967），几乎每部集子都由周作人作序。他的《竹林的故事》等散文之作，实际也是小说。只不过越写越“走火入魔”，刻意追求枯涩古怪，用以表现洗尽烟火气的禅意。虽然周作人对他推崇备至，但这种走极端的做法实在罕人仿效，只可看作是一种辛苦的“文体实验”而已。

散文里追求宗教意味的另两位名家是丰子恺和许地山。丰子恺（1898-1975）的散文到了30年代才大放异彩，“感情真率自然，语言朴素洒脱，形式灵活多样，信笔所至，妙趣横生，于平易琐细中见深意，在淡泊飘逸中见真情”。许地山（1893-1941）生前编定的唯一散文集是写于1922年的《空山灵雨》。弁言中说：“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这便是贯穿许地山散文的主旨。但“生本不乐”并没有使许地山趋向赞美死亡或享乐，而是在使他看穿了生死，在二者的“半路里撑住了”。许地山的散文多是带一点故事情节的，有点像古代散文，又像是童话、寓言。尽人皆知的《落花生》用对话体讲述了一个深入浅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债》讲一个充满悲悯之心的读书人，“看见许多贫乏人、愁苦人，就如该了他们无量数的债一般。”岳母见他闷闷不乐，开导他说：“好孩子，这样的债，自来就没有人能还得清，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你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债主罢。说到具足生活，也是没有涯岸的：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底苗圃，是烦恼底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然而，我们哪能办得到？个个人都那么怕死！你不要作这种非非想，还是顺着境遇做人去罢。”许地山的这种人生态度，是战斗还是闲适呢？显然是另辟一径，有所超越。《花香雾气中底梦》讲爱与梦的关系：“你所爱底，不在体质，乃在体质所表底情。你怎样爱月呢？是爱那悬在空中已经老死底暗球么？你怎样爱雪呢？是爱他那种砭人肌骨底凛冽么？”《荼靡》讲一个男子随便送给一个女子一枝花，那女子因痴情而生病，把花吞了，男子却早已忘了。作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