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第13/14页）

由其他一些情况，亦可推知南朝国学之外别无太学。如刘宋元嘉十年有“勒太学依礼详议”之事。然宋初无国学时王朝曾扶植私学设立四馆，如当时之“太学”已为实体，何必别立四馆招徒教授?萧齐屡因国讳废学，反对者则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表示异议，亦见当时只有国学，国学一废则无“学”可言。总之，在南朝，如就礼官博士而言，“二学”确实有别——有国子博士，有太学博士；然而太学博士承担的只是议礼之责。此期之“太学”，如在议礼的场合出现，就是指礼官太学博士；如果指作为实体的学校，那就是国学的别称。

至于《通典》南齐“国学、太学两存”的说法，以及所引证的齐国子助教曹思文“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之语，源出《南齐书·礼志》。查曹思文原语本作：

……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巨失也。

据此可知，《通典》“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一句，系因杜佑误解史文而增删史料所致。曹思文原语为“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无“可”字；且所言为西晋之事，本非南齐之制。曹思文之奏议原为国讳废学而发。时人或以为国学本为太子进学而立，故旧帝驾崩、太子登极后，便应废止。而曹思文认为，今之国学与古之太学为一事，都是为了教成人才；西晋国学太学两存，仅仅是为了区别士庶。国学本非为太子而立，亦不当因太子而废；汉魏皆不因国讳废太学，今亦不当因国讳废国学。由此，反可证明南齐并无国学、太学两存之事。如当时别有太学，曹思文何不径引当时之太学以为言，反以“古之太学”为证，且称“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呢?因此，《通典》的记叙是错误的，不足为证。 “江左无两学”之说依然可以成立。

总之，江左之学校，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以前，有太学而无国学，以后则有国学而无太学。而国学专容贵胄，因此国家教育成了士族的特权。这种情况，直到梁武帝别开五馆之后，才多少有了改变。

【注释】

(1)关于南朝及北朝察举的有关问题，还请参看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2)南朝五官及左、右中郎将，于诸史《官志》之中已列于军职将军与校尉之间，而不列于光禄勋属官之内。南朝极少见任散郎之官者。《南齐书·王琨传》：“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修女，除郎中，驸马都尉，奉朝请。”此“郎中”或为散郎，但更可能是“员外郎中”，即员外散骑侍郎。据《宋书·礼志》五：“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郎中、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秩千石者两梁。”此类官当属光禄勋。但此时之散郎大约已相当微末，很可能有职无人。又《隋书·礼仪志》记梁陈之制，“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进贤一梁冠”。是梁陈仍有散郎，但又由朝服变为朱服。据《宋书·礼志》五，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长史王俭议公府长史应服朝服，语称“按《晋令》，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掾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一梁冠。《晋官表》注亦与《令》同。而今长史、掾属但著朱服而已，此则公违明文，积习成谬。谓宜依旧制长史两梁冠，掾属一梁冠，并同备朝服，中单韦舄，率由旧章”；“主簿、祭酒备服于王庭，长史、掾属朱衣以就列，于是伦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由此可见，朝服高于朱衣。那么议郎、郎中等由宋之朝服，变为梁、陈之朱衣，说明其地位又一次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