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8/14页）

首先，虽然乡品较高者起家官品也相应较高，二者在某些品级上也确实以相差四品者居多，可是这种关系并不严格。例如《宋书·范泰传》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助教在魏为官品八品，诸博士在第六品，入晋助教于官品无载，而诸博士仍在官品六品，可以推定助教仍为八品，同之于魏。是官品八品之助教一官，以乡品二品人士为之，二者相差达六品之多。乡品官品相差三品、五品者，亦可找到。可见墨守“相差四品”说，未免胶柱鼓瑟。对宫崎氏之观点，学友胡宝国已辨其非，他认为乡品是与具体官职直接联系，而不是与官品直接联系的。(9)即如“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之类。因此，宫崎氏据以推断察举任官、等第与乡品关系的前提，就已经是不可靠的了。

其次，关于考试等第与任官的关系，我以为这大致是依上、中、下第三等分别拜为议郎、中郎和郎中，原则上都应先为散郎，只不过有时史传略去了拜郎之情节。宫崎氏表列之驸马都尉、佐著作郎、公府掾、县令长等，我认为都是先居郎职待调之后迁转所至，并非对策射策后直接除授之官。在这一点上，宫崎氏之表也有问题。

最后，议郎、中郎与郎中乃冗散之职，被称为“散郎”或“王官”，其来源复杂，或自察举，或为赐官，所以我认为，此职没有与之对应的乡品。张轨受叔父赐官五品；邓攸亦受祖父邓殷之赐官，后得举“灼然二品”，是邓攸原为二品。他们二人之赐官都应是散郎，乡品却一为五品，一为二品。又曹魏时贵公子钟会、荀 皆以父勋赐官郎中，前者后转秘书郎、尚书郎、中书郎，后者后转散骑侍郎，累迁侍中，他们的乡品肯定是二品，然亦以郎中起家。又《荀岳墓志》记其太康元年举秀才除中郎，三年除太子舍人，六年除尚书郎，七年以疾去职，诏除中郎。由荀岳曾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知其乡品必为二品，然而其始除与终除之官，却均为中郎。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散郎的除授无须确定的乡品作为资格，与乡品高下没有关系。对以父祖勋位或老迈废疾赐拜此官者，目的在于使之居“王官”而享俸禄、免征役，用为优恤褒奖，所考虑的并非才德，故不计乡品。对于由察举拜此官者，是使之先居“王官”以待迁调，故在此散郎之拜亦与乡品无关。宫崎氏认为议郎乡品第三；中郎、郎中乡品第四，并无材料足资印证。

能够反映察举与乡品关系的直接材料，并不是很多，但如果对有关材料细加绎求，可以发现乡品高下与察举科目类别有一定关系，但与考试等第决无联系。

首先我们来看“灼然”一科。此科汉末已见。《北堂书钞》卷六八：“陈寔字仲躬，举灼然，为司徒属，迁太丘长。”原注曰：“灼然应是当时选举名目”。至晋之“灼然”则不甚相同。唐长孺说：“灼然二品这一科目，乃是从二品中选择优异者应举”，“以表示其非一般的二品”(10)。晋代举“灼然”者略有三人。《晋书·邓攸传》：“(贾)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温峤传》：“后举秀才、灼然，司徒辟东阁祭酒”；《阮瞻传》：“举为灼然，见司徒王戎……即命辟之”(“为”原作“止”，据唐长孺说改)。这三人在举为“灼然”之前乡品已为二品，举后则获得了较一般二品更高的资格。

晋代又有“寒素”一科。《晋书·李重传》：“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晋代举“寒素”者略有四人姓名可知。《李重传》：“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纪瞻传》：“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阳秋》：“(周)举寒素，累迁尚书仆射。”“寒素”举自尚无乡品或乡品不及二品之人，举后则给予二品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