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3/21页）

尤异与廉吏二科，是根据功次吏能加以察举的。战国之时考课制度已有相当发展，《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等史籍之中，都有相关设想或记载。《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礼·天官·大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这都把考课与官员的黜陟诛赏联系起来。战国之考课或伴之以诛赏，未必皆加之以黜陟。如齐威王时，即墨大夫因政绩可观而得万家食邑之赏，阿大夫则因“田野不辟，民人贫穷”而被烹。但官僚政治之发展，必然会使功次年劳成为常规性的晋升标准。《周礼·天官·大宰》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八统”之中“五曰保庸”，“七曰达吏”，郑玄注曰：“保庸，安有功者”，“达吏，察举勤劳之小吏也”。孙诒让《周礼正义》释“达吏”：“小吏爵秩卑猥，有勤劳者，则亦察举之，俾通于上，故谓之达”，“盖周制，公孤上卿皆以世族为之，其大夫士以下，则多参用庶族，故小吏积劳，亦得驯至达官也”。战国时代随官僚政治之发展，“吏”之群体日益重要，吏员积功累劳而举至达官，这种制度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总之，先秦的“荐举”选官方法和思想，构成了汉代察举制度得以诞生的条件与前提。

二、儒生参政、“以德取人”与察举制之成立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都可以在此前的选官方法与思想中找到其渊源。但是，汉代察举制的成立，仍然不仅仅是那些方法与思想直线的、自然的发展结果。秦王朝以及西汉王朝初年的官僚组织，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结构而言都已颇为可观，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之制，直到文帝、武帝之时才初发其端，这不能只用制度的形成需要时间来加以解释。一种行政制度的形成需要量的积累，但质的变动却往往涉及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动。

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把贤良对策和孝廉察举的出现作为汉代察举的正式发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贤良对策陈政最初并非官吏的经常性选拔，它要多次重复才能表现为一种选官制度。武帝元光元年建立的孝廉岁举，则在开始就是常规性的官吏选用程序了。但如果仅仅把官吏的常规性举荐看成是察举制的唯一特点，那么可以说在此之前察举制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前述《周礼》所记之“达吏”，就是一种“察举勤劳之小吏”的制度。在先秦这种方法的详细情况较为暧昧；但秦已有吏员“保任”之法。《史记·李斯列传》：“不韦贤之，任以为郎”；《穰侯列传》：“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范雎列传》：“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任”即荐举他人为官而为之担保之意。秦汉间又有“征举”之法，由官员推荐而中央征召任命。如《汉书·萧何传》：“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酷吏咸宣传》：“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无害”即“文无害”，意为文法无比。秦汉间吏员多有以“无害”而见迁擢者，故《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十三引中井积德语曰：“文无害是通套称呼，如后世科目。”“文无害”确实已有科目意味，或可视为科目的雏形。又《史记·酷吏杨仆列传》：“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案举”意同察举，很可能还就是“察举”之误字；又《汉书·文翁传》记其“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遂选小吏入京就学，“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杨仆与蜀生之察举，约在武帝初年，而文翁之“以郡县吏察举”还早在景帝之时或之前，此时尚无孝廉察举之制。这种察举看来都是郡守察举、中央任命，应为经常性制度，当即“廉吏”科之前身。(1)总之，在孝廉设科之前，秦汉的庞大政府机器的众多吏员，就已经是通过各种“达吏”制度加以任用的了，而且它们显然也是行之有效的，特别是有的已经径称为“察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