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10/15页）

美龄在中国人民当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她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关注。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见外国传教士，并到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就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际活动家，现在又成了全中国最重要的交际家。她把外国的太太团、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们都召唤到自己身边。能够扩大对政府的影响，传教士们自然十分高兴，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作一名基督教的战士了。

1933年年底，她提议到位于江西省山区的战斗前线去。经过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共产党已经损伤惨重，但蒋的军队还没有把游击队从藏身之处赶跑。沿途遇到的农民都因支持共产党而受到惩处。在外国观察家看不见的地方，国民党军队捣毁村里的房屋，烧掉田里的庄稼，所有不明就里没有逃走的农民都被处死。他们告诉美龄，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她从来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1934年1月中旬，由于天气恶劣，道路难走，加上生活条件较差，美龄患了感冒，卧病在床。利用这段空隙，她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然后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她在威尔斯利学院的一位老师。

离开上一个野战司令部后，我们坐了4天舢板，最终到达了建瓯。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此次江西“围剿共匪”的战役中，我一直在前线陪着丈夫。这次我带领士兵慰问团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指导江西的妇女们安抚伤员。虽然跟随士兵深入前线的日子很艰苦，但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体和耐心还都很好，这样我就可以陪在丈夫身边。如果我只是静坐在家里等着，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他团聚。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部队进军的速度很快。我们互相拥有对方，拥有共同的事业，因此无论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

……我想起了上个月在江西抚州发生的一件事。抚州是我们江西“剿匪”的司令部所在地。一天深夜，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传来数百声“乒乒乓乓”的枪声，什么情况？我的丈夫让我赶快把衣服穿好，并派出密探去探听情况。这时候枪声变得越来越急，也越来越密集。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借着微弱的烛光，我匆匆穿好衣服，然后找出那些不可被敌人得到的文件放在手边，以便在事情紧急、不得不离开此地之时投入火炉中烧掉。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来静等着消息。我听到丈夫下令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组成一道防线，以便被包围之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我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敌军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因为我军已经取得了众多胜利，彻底“剿灭”他们已经是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来杀掉我们。除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卫兵，其他人已经都被我丈夫派出去参加战斗去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防卫可言。我丈夫从不留太多的卫兵在身边，经常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我在他身边，他能稍微谨慎一些。但他经常跟我讲，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过于在意自己的生命，因为过于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降低军队的斗志。既然我们是在为国而战，上天也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并且，如果我们会被杀死的话，还有什么能比战死沙场更荣耀的事呢？

……回到抚州之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晚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城门上执勤的士兵在黑暗中把坐在几辆卡车中的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敌军。争执过程中，卡车上的一个人放了一枪，激怒了城墙上的守军，于是城墙周围的士兵们一起朝着这群假想的敌军开火。第二天上午，引发此次事件的那些人都受到了军法惩处。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为了维持纪律，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不明真相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首先，含有我们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那些文件绝不能落入敌军之手；其次，如果我被俘，一定要选择开枪自杀，这样可以死得干净体面，也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女人落入敌人手里，将会受到难以言表的侮辱和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