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12/21页）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

庆龄和得了怪病的普罗默从大都会宾馆搬到了“糖宫”。“糖宫”是沙皇用买卖甜菜所得的利润修建的，这里一度豪华奢侈，而现在已经变得空荡萧条。尾随普罗默来到莫斯科的文森特·希恩前去那里看望这两位女士。

我被引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雕着花纹的大门前。征得同意后，我们走进了孙逸仙夫人的房间。跟其他面积过大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是一派豪华庄严，宋庆龄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儿。多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欧洲风格的服装，身上的短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房间空旷而阴暗，以致我几乎看不清对面的墙壁。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可能是想借此表明这个高贵人物在当时情形下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之大。

那位美国姑娘躺在这栋阴暗沉闷、如同墓穴一般的房子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前，蕾娜还活得好好的。她是一位无所畏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张顽皮的娃娃脸，仪态万千，埃德加·斯诺因此称她为“世间少有的红发叛逆女神”。希恩完全被她迷住，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现在他也感觉到她就要离开了。苏联医生们不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华中地区流行的一种热带病。希恩焦虑地守在床前照顾着她。

庆龄发现另一位亲密朋友邓演达将军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更加深了她的忧郁和不祥之感。邓演达逼迫克里姆林宫重释其对中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否则就停止干预中国事务。作为身在莫斯科的三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孙夫人和陈友仁），邓演达曾应邀到第三国际发表演说。他在会上大胆进言：最初，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帮助，但中国革命完全是中国人的事，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欧洲的一种革命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共产国际的干预只能让中国革命驶离自己的轨道，并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斯大林对他的讲话非常恼火，下令契卡逮捕并处决邓演达。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事先得到消息的邓演达趁着夜色逃出莫斯科。他准备向南越过高加索山脉，穿过苏联边境去往土耳其。几周过去了，庆龄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尽管文森特·希恩不断给她打气，并悉心照料普罗默，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自从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鲍罗廷的消息。鲍罗廷此时似乎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希恩曾见过他几次，但他已经变得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似乎在等待着莫斯科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