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5/25页）

摈弃旧的意识形态本来可以导向务实而灵活的态度和某种实用政治，更多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适度而清晰的构想，而非基于崇高的原则和思想。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人们可以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时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后者主张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永恒的利益”基础上。但苏联在1988～1991年间对外政策的基础却远远偏离了帕默斯顿的名言。那种政策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浸透着救世精神。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书，名为《改革：我国与世界的新思维》。它描绘了一幅以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图景，苏联在其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联合国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戈尔巴乔夫用另外一种救世观念取代了苏联对外政策一直以之为指导原则的那种革命与帝国的救世观念：“苏联的改革只是从属于某种全球性的改革，那将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新的意识形态动机本来用不着一定要彻底放弃使用武力和权力投射。对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以及1985～1988年间他在政治局的大部分同事们来说，积蓄力量、高压政治以及均势，可以说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意义。与对社会主义的远景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他们对权力与帝国即使不能说更在乎，也是同样在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范式转换中，拒斥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后斯大林时期以中、东欧为出发点的苏联地缘政治利益的整个逻辑。

在“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们可能会赞同整个那些思想观念，但在是否或者何时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这些改革必然会导致苏联的衰落与分裂——却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道扬镳。对于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来说，思想观念只是工具，而且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赞成它们的人所运用的。拿戈尔巴乔夫来说，当他企图依照其“新思维”中的想法去塑造苏联及国际关系现实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自量力。

一个境况不佳的庞大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为了全球的道义事业而拿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本身去冒险，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即使是列宁，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英雄，在1918年也为了保住权力而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有过妥协。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1988年3月由所谓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的来信而引起的辩论中，他在政治局同事面前阐明了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放弃了安德罗波夫主张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冒险的激进试验。这使得他身边的人们日渐分化。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中大多数人都担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失去控制。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有人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戈尔巴乔夫想要毁掉并抛弃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东西。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猛揭老底，苏联人的心理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意识形态保守派的代言人叶戈尔·利加乔夫，也首次提出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担忧：“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但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怎么办？历史变成了政治，而我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过去，还要考虑将来。”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当作恐慌制造者而大加嘲讽。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宣称，“原始主义和思想狭隘使得赫鲁晓夫未能把党的二十大路线贯彻到底”。所谓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至于社会主义集团，他继续说道：“拿保加利亚来说，拿波兰过去的领导来说，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形来说，那是社会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