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4/25页）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

有关冷战终结的第三个标准的解释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受到侵蚀的结果，也是1987～1989年间倡导公开性短期造成的副作用。有些学者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以为它取代了苏联的旧思想，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和世界必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在其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的当权派与知识分子当中，对世界的新看法的根源可以远溯至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从国际上的各种源头及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幕僚们那里吸收的。

在改变苏联国际行为方面，思想的作用的确很大。但即便是在当时，关于这种作用也有些奇怪的地方。简单来说，戈尔巴乔夫把思想太当真了。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不仅比谈判进程当下的需要重要，而且也比保护国家利益重要。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接受这些思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人物。

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证据仍然在于存在别的方案。而按照那些方案，拒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对意识形态的修正本来可以再缓和一些，更多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任由追求公开性的进程酿成了一场大揭露，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乃至政权本身都名声扫地。在知识分子当中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修正的态度开始露头（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也这样认为）。一些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修正主义者开始提出，苏联应该单方面为冷战负责，而且唯有它应该负责。他们开始认为西方的政策纯粹是反应性的，是出于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极权主义威胁斗争的需要。如果采取更加稳健的方法（例如当今中国的做法），本来是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加以约束并消除其之于对外政策的日趋极端化的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