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7/30页）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

卡特招来的麻烦

虽然为了安哥拉的问题大吵大闹，但勃列日涅夫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是希望福特能够赢得大选，并恢复缓和的伙伴关系。多变的美国政治又一次让克里姆林宫的期待化为了泡影。1976年11月，一个不出名的种花生的农场主、佐治亚州的前州长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善意、坚定的信念、在考虑重点上的模糊性以及注重细节的管理风格揉为一体。他非常希望摆脱冷战这个“旧议程”，而且还是核裁军的坚定的拥护者。新总统承诺采取一种“新对外政策”，它将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注重人权。

在公开场合，卡特宣称该是克服“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的时候了。不过，在私下里，白宫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苏联是否会像赫鲁晓夫在1961年考验肯尼迪那样来考验卡特。勃列日涅夫很快向卡特保证：这次不会有任何考验。克里姆林宫对卡特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个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可能成为各种反缓和势力的囚徒。卡特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是个有名的言辞谨慎的支持缓和的人物。相比之下，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眼下就让人担心了。他是一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位研究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学者。作为削弱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师，作为协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三方委员会的幕后策划人，他在莫斯科是臭名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