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5/30页）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