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4/26页）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与“兄弟般的”共产党中国和好，而不是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关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当时正在滑向革命动乱，也就是很快就为人所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试图向莫斯科报告此事，但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被当回事。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经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他比较清楚苏联领导层的心态，就给报告换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调子。于1965年取代契尔沃年科的谢尔盖·拉宾（Sergei Lapin）是个犬儒化的官员，甚至都没有费心去提供合适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决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建议。谢列平批评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他们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其他许多官员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访远东，以期建立对外政策新战略。他名义上的目的地是河内，但却两次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回国途中会见了毛泽东。柯西金北京会谈的效果是令人沮丧的：固执僵化的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好斗；他们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拒绝在政策上与苏联人协调一致，甚至在给北越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河内的会谈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也不太乐观。随行的安德罗波夫的幕僚亚历山大·鲍文，注意到柯西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服北越的各位领导人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越南人和苏联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来自不同的世界。河内的各位领导人是革命者，是地下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老兵；而苏联官员则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权力走廊里成长起来并获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苏中权力游戏的工具的河内共产党领导人，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牺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么劝说，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撩起了苏联领导集体和军方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苏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共在苏联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示威活动和“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对于约翰逊政府为了启动限制战略武器竞赛谈判而进行的最初的接触，政治局故意反应冷淡。此外，美国于1965年2月对河内和海防港的轰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烧，因为他当时正在北越作正式访问。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精英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北越而得罪美国。不过，随着抗议美国轰炸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态。

1965年5月，美国在加强轰炸北越的同时，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消息传来，政治局群情激昂。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现的情况说成是全球对抗的升级，并认为：“继多米尼加事件之后，就要对古巴动手了。”他提出的对策是，苏联要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与西德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佯动，并把空降兵等部队从苏联境内部署到东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扬回忆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强调我们应该做好袭击西柏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