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2/26页）

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对新对外政策的许多观点。波利扬斯基拒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苏美达成一致，那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与美国的和解不现实，因为美国人“要争夺世界霸权”。其次，它错误地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国人驯顺的仆人”，而不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波利扬斯基的看法，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与矛盾，以此证明美国在该阵营中并不是拥有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且也没有权利假装着扮演这一角色”。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xander Shelepin）是主席团中年轻的新贵。他在1964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向赫鲁晓夫发炮，提出了这份报告中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只要赫鲁晓夫像1957年6月那样向与会代表呼吁，政治局的委员们就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公开发难。但这位苏联领导人不战而降了，全会在没有讨论赫鲁晓夫过往的对外政策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对他的免职决议。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新领导班子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任何共识。虽然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是灾难性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外交事务，新统治者们甚至还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们那样有信心。苏共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在国际事务或国际安全方面经验非常少。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甚至连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为止一直居于领导层的米高扬回忆说，“主席团的讨论水平明显降低了”，有时“讨论的是馊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后果”。

苏联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这个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头上，而他只有国内经济方面的背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三年，柯西金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望。从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当了已到了全面战争边缘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调解人。1966年后，柯西金成了军控问题的首席发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但却没有热情，因为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培养起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柯西金有属于“红色主管”所特有的观点与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崇拜工业和军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苏维埃体制的终极的优越性，相信苏联负有领导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使命。中苏关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还一度拒绝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中说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面对面，很难相信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际媒体和外国评论家此时关注的还有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成了一个活跃的对外政策发言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很不相同的是，毕业于莫斯科哲学与文学研究所的谢列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钦佩斯大林的领导艺术，自己也拥有务实的名声。他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过共青团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这使得他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员中拥有狭窄但却扎实的权力基础。有传闻说，在官员中有一个“谢列平派”。实际上，谢列平在各个精英圈子中的敌人都要比朋友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