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4/25页）

1955年11月22日，苏联的核武器设计人员成功试爆了一颗160万吨级TNT当量的炸弹。与1953年8月试爆的那颗不同的是，这是颗真正的“超级炸弹”，利用的是核辐射压缩原理和核聚变。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他的设计人员知道，他们现在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制造几百万吨级TNT当量的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了。试验之后，安德烈·萨哈罗夫向此次试验的军事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Mitrofan Nedelin）元帅暗示说，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感到怀疑的并不只是萨哈罗夫。就连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工程的科学主管，也有了反战的想法——这让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在军队高层，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和军人的好勇斗狠盖过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取代布尔加宁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朱可夫元帅是个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所说的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在过去是合理的观念都变了。朱可夫强调，“他个人明白这种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总统与元帅还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军备，才能使双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惧。

赫鲁晓夫的“新面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体中的同事，准备让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跟上核武时代的形势。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宣布放弃斯大林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并制定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对斯大林有关马列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的修正工作只做了一半。一方面，他说帝国主义的确是战争的温床，而且还重弹只要资本主义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它就会被埋葬的老调；另一方面，他又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存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拥有令人生畏的手段，可以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赫鲁晓夫最后还说，西方的一些有影响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子战争没有赢家。

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没有变化，但苏联的热核力量可以让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脑不得不冷静下来。在1955年11月超级炸弹的试验之后，新展示出来的力量让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了指靠。1956年2月20日，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赫鲁晓夫对核导弹巨大的破坏力充满敬畏，但他就像1953年一样，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寻找利用这种新获得的力量的方式。他给公众的说法是：“让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为这些炸弹提心吊胆去吧。”

赫鲁晓夫的当务之急是造成一种核僵局，以削弱北约和由艾森豪威尔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和1955年策划或赞助的其他反共同盟，尤其是中央条约组织（中东条约组织或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在中东条约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境内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想要除去这个心头之患。他还想要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予以认可。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国人只有在战争与和平的严峻选择面前，才会那样做。“只有两条路，”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说，“要么是和平共处，要么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要让美国人接受这一点，赫鲁晓夫就要让他们相信，他准备使用那些可怕的新武器。因此，要把他新的想法付诸实施，结果必然不会是一种温和的核威慑，而是核边缘政策和危险的虚张声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政策和说辞其实是在效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他们私底下对核大战的可能性极为憎恶，但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又竭力维护美国的核优势。最近的研究认为，杜勒斯是想“利用核武器，而不是要使之成为悬在整个世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对核武器都极为恐惧。他看得出他们（他误以为首席战略家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是想吓唬苏联但又不想显得过于具有挑衅性，于是就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觉得，“作为一个战争老兵”，艾森豪威尔是不会允许苏美之间的对抗失控的。既然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赫鲁晓夫相信，核边缘政策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