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2/25页）

热核权力立即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原子弹沙皇”被捕之后，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声称，他企图利用核试验的成功来获得权力。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核计划显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它成为任何政治家个人的禁脔。贝利亚被捕后，负责核计划的主要机构，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和第一总局，立即合并为中型机器制造部，并由二战时负责坦克生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担任部长。尽管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很近，但他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围绕原子弹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此期间，美国打消了莫斯科自以为在热核武器的研发上已经占据优势的想法。1954年1～2月，国务卿杜勒斯“大规模反击”的论调叫得最响。3月1日，美国开始了一连串新的核试验，试爆了一颗150万吨级TNT当量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比科学家预想的还要大三倍。爆炸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巨大的云团，覆盖面积达7000平方英里。日本的一艘拖网渔船因此而受到辐射，这引发了全球性的强烈抗议，要求禁止继续进行类似的试验。在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承认：一颗超级炸弹可以摧毁整整一个大都会区；热核战争可能危及人类的文明。早在三个月前，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向联合国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目的是消除人们认为美国准备发动热核战争的想法。该建议要求，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不过，从美国随后的试验来看，该建议言不由衷，它不过是想用来遮掩自己暴露出的核优势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而已。

苏联核武器设计人员意识到，在制造数百万吨级TNT当量的武器方面，美国人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萨哈罗夫的炸弹还无法产生那么大的威力。于是，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和其他核物理学家就对萨哈罗夫的设计失去了兴趣，并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us Ulam）于1951年1月在美国提出的辐射内爆压缩原理。大约在同时，原子能部部长马雷舍夫要求库尔恰托夫草拟一份对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回应。苏联科学家借此机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注意到了有关热核革命的惊人事实。结果，一篇题为“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的文章，在1954年4月1日交给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基于对热核反应的利用，现代的原子能实践，”物理学家们写道，“可以无限增加炸弹中实际蕴藏的爆炸能。这种武器实际上防不胜防，因此，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显然会造成参战各国的彻底毁灭。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作者们建议揭露艾森豪威尔提议的两面性，并将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公之于众。

马林科夫很可能提前就知道了这些观点，所以他就再次决定抢在领导集体的其他人前面，发表权威性的意见。1954年3月12日，部长会议主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苏美之间的冷战倘若继续下去，就会引发敌对行动，而“使用现代武器的敌对行动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这种说法严重偏离了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治话语。例如，米高扬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就老调重弹，说“苏联拥有的氢弹是一种防止侵略、维护和平的手段”。

马林科夫的讲话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核恐惧在不断增加。1954年2月4日，苏共书记处批准对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防空洞以及掩体进行升级，以防发生核战争。不过，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利用马林科夫对党的路线的偏离，指责他是思想异端。他们声称，他的悲观主义论调会削弱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盟友的士气，因为它怀疑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还从“现实主义”立场抨击他的讲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任何对原子武器的担忧，都可能被敌人理解为软弱的征兆。马林科夫接着就在下一次公开讲话中承认，核战争实际上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