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7/25页）

这次危机的影响深远；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以赫鲁晓夫那样的方式，冒“两种体系”迎头相撞的危险。在古巴的这次严厉的教训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军控问题了。军方以及大型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特别是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Efim Slavsky）和军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依然对限制军事发展持反对态度。但是，科学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许多苏联核科学家都同情世界范围的反核运动。伊戈尔·库尔恰托夫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到他在1960年2月去世为止，一直在努力游说暂停核试验。1963年初，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政府开始打算就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核科学家是重要的推手。萨哈罗夫的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核设计局理论小组成员维克托·阿达姆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建议信，强烈要求他接受美国人早先给出但遭到苏联人拒绝的条件。萨哈罗夫赞同这封信中的看法并在第二天就飞往莫斯科，将它交给了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后者同意把信转交给赫鲁晓夫。科学家们的建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几天后，斯拉夫斯基告诉萨哈罗夫，赫鲁晓夫接受了建议。

当时，对于北约核查人员在苏联领土上的存在和那些烦人的检查，苏联人还无法克服自己的不信任感。就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谈斯大林主义恐外症的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决不肯让步。他告诉主席团的同事说，哪怕是两三次检查——这是他一开始与美国人会谈的谈判立场——也会“让间谍”混进苏联。即使西方列强同意，“我们也不需要”。到1963年，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大气层试验来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也已经与美国人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不需要现场检查。在检查问题排除后，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的谈判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告终。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此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幸福”。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革命”高调。在1962年12月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对中国人有关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看法冷嘲热讽。“可不能小看了这只纸老虎，它长着原子弹做的牙齿。”1963年7月，苏联领导层决心“公开与中国人一争高下”；他们在当月的华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得到盟国的支持，反对北京。正如美国大使馆当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1963年春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所以苏联才会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它本来在上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签”。

苏美关系中由此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插曲。在肯尼迪政府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交流和磋商的时候，它或明或暗地建议，联手挫败中国的核计划。7月15日，肯尼迪指示其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摸清楚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有什么办法，以及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同意美国对此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在毫不掩饰地试探：是否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预防性打击。哈里曼和其他美国代表在7月15日至7月27日这段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了数次会谈并讨论了此事，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显得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几次都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巧的是，美国人的建议提得很不是时候——当时在莫斯科正在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并进行秘密的中苏意识形态讨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可能冒险与华盛顿秘密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