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6/25页）

从战争边缘的退却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这场危机起初纯属赌博，但结局却“好得出奇”。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又都对自己在危机中的经历感到后怕。他们瞥见了核战争的深渊，并且发现对于核边缘政策，哪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也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还认识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多少事情可能会出现差错。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0月的事态发展中始终密切观察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那些事态发展“对于苏美双方和两位领导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危机“使他们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核灭绝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核边缘政策绝对不能考虑”。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把肯尼迪当作受重视的谈判伙伴，而不是可以用核边缘政策轻易击败的对象。这是双方朝着缓和美苏关系方向发展的开端，它将克服重重阻力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不过，政治精英对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莫斯科的一些党的干部决定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农村。当外省官员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惊。乌克兰的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在其1962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处在战争的边缘。总而言之，我们制造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军事紧张局势，然后又想从中脱身。”谢列斯特和自己的许多同事都感到“疯狂的尼基塔”使他们处境非常狼狈。

古巴导弹危机也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有关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年7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正在计划对那里的西方列强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在古巴的冒险成功，赫鲁晓夫就可以赢得对肯尼迪的巨太的心理和政治优势。然而，从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就拒绝了自己下属提出的所有通过封锁西柏林来反击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对赫鲁晓夫来说可惜的是，他无法公开自己与肯尼迪的关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秘密协议。美国媒体在庆祝肯尼迪的胜利，而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望却一落千丈。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官都确信，赫鲁晓夫当时是慌了神，才在没有得到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匆忙接受了美国人的最后条件。在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i Kuznetsov）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及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之间的谈判更是加重了这种印象。美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境，拒绝苏联人挽回颜面的任何企图。另外，他们还利用赫鲁晓夫做出的有关撤走“进攻性武器”的模糊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在其公开讲话中固执地拒绝提起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逼迫苏联人撤走他们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莫斯科已经答应移交给古巴人的伊柳申轰炸机。莫斯科权力圈子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赫鲁晓夫首先就不该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既然这样做了，就不要让步。苏联的武器在美国的严密监视下撤离了古巴，这让军方高层很不是滋味。

对于古巴领导层以及赫鲁晓夫在北京的敌人而言，危机的结局就像是可耻的投降。赫鲁晓夫在公开宣布苏联撤走武器之前忘记了与卡斯特罗商量，也没有对他透露自己与肯尼迪秘密交易的性质。因为他有理由担心，这位易怒的古巴领导人会把它当作是对古巴主权的侮辱，并向国际社会泄露这个秘密。反过来，卡斯特罗又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并认为赫鲁晓夫也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春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到与肯尼迪的导弹交易的时候，这位古巴领导人因为愤怒和难堪而脸色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