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6/26页）

心怀不满的军人完全清楚，斯大林在策划新的清洗。当雷巴利琴科说戈尔多夫该去请求斯大林的原谅时，后者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他带着战后的精英们所特有的那种骄傲，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三天后，在与自己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多夫承认，他的农村之行（在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选举”之前）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新生”。“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解散集体农庄，明天就会有秩序和市场，一切都很充裕。不要干涉人民；他们有权过得更好。他们在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权利！”戈尔多夫最后还说，斯大林“毁掉了俄罗斯”。

在苏联精英中，这样批评斯大林的还很少见。但到了1946年底，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因为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瓦、伏尔加地区、俄罗斯中部、远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肥沃的地方。天灾，再加上战后缺少人力与资源，导致了发生大饥荒的危险。但斯大林和他采取的政策不但没能防止饥荒，反而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就跟1932～1933年的饥荒相似。

斯大林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拒不承认灾难正在发生，而是宁可去指责“破坏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食物短缺的责任据说在于这些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战略”储备粮，那是他用无情的手段积累起来供战争使用的。现在他拒绝发放这些粮食供人们消费。在国家金库中，斯大林还有1500吨黄金可以到国外购买食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禁止出售黄金。他甚至拒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俄罗斯的粮食援助（只是允许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同时，他还许诺要把苏联的食品送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给工业建设和改良军备提供资金，斯大林又开始采取战前的剥夺苏联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政策。1946～1948年，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增加了30%，而到1950年则陡增到150%。国家不仅拒绝偿还战争公债——“借”苏联人民的那几十亿卢布实际上都被没收了——还把新的重建公债强加到挣扎中的苏联公民头上。

斯大林肯定明白怨恨当局和他自己的人有多么多，但他也知道，只有精英才是真正的威胁。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以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为目的的清洗，逐渐变成了针对他们的新一轮的恐怖。在1945年和1946年，内务部特别委员会起诉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从26600起降到了8000起，但到了1949年，又陡增到38500起。1947年1月，戈尔多夫将军、他的妻子以及雷巴利琴科将军，连同军队的其他要人及其家属，遭到逮捕并被投进监狱。这些清洗还是有限的、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批判。但没过几年，当冷战使世界出现两极对立、斯大林的地位变得不可撼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大规模迫害就开始了。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的“巩固”

诺曼·奈马克评论说，“战争为统治者的种族清洗找到了借口”并“通过暂时取消民法提供了对付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机会”。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对抗成了斯大林恢复对精英分子的全面控制的契机，而且还让他有了正当的理由，实现苏联精英及官僚系统的俄罗斯化，并借助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主旋律和刻板的种族等级制度，加强对苏联社会的控制。

作为官方反犹政策的遮羞布，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加强对苏联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猜疑也在增加。在他的想象中，苏联的犹太精英、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他身边的犹太人正在策划阴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在内的许多政治局成员娶的都是犹太女子，而这一点现在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怀疑。1946年，日丹诺夫逐级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要加快速度，把“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干部，主要是犹太裔干部，清理出苏联的官僚系统以及包括宣传、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在内的关键岗位。第一波打击——这反映了优先考虑的新重点——针对的是苏联情报局。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克里姆林宫战时宣传的喉舌。对于自己部门中不能准确理解“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敌人是谁的那些官员，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拆掉那里的犹太会堂”。苏联犹太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二十多年，各行各业和文化精英中都有许多犹太人。现在是清洗他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