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5/26页）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斯大林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要苏联公民为将来的贫困与饥饿做好准备。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他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的反驳文章。他在文中称以前的那位英国盟友是“战争贩子”，与希特勒是一路货色。他把丘吉尔所追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种族主义”统治与苏联的“国际主义”进行了对比。这次的严厉反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对于西方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的任何挑战，他都不会妥协。从现在起，普通公众所希望的，不再是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而是如何防止与它们开战。这种恐惧正是斯大林开展其动员运动所必需的。

斯大林让安德烈·日丹诺夫负责动员运动（人们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战时的党的首脑，其作用并不突出，然而其背景使之足以做好这次的宣传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公立学校的督学；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很有教养，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1946年4月，日丹诺夫向苏共中央机关和宣传人员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坚决驳斥“人民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想当然的说法。

斯大林的这次运动所针对的另一类对象是军队的指挥官。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怀疑这些欧洲的征服者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他想趁着大规模复员工作仍在继续，把他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截止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已从顶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450万。在此期间，军队的精英也变得不思进取，他们的战斗精神逐渐销蚀于醇酒、女色和侵占他人财物的狂欢中。1946年3月，对“胜利的一代”的高层首先进行的试探性清洗开始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都在“飞机工业案”中受到诬陷。负责飞机制造业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沙胡林（Alexei Shakhurin）将军以及苏联空军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空军元帅被突然解职，然后又遭到逮捕，罪名是莫须有的用“有缺陷的”飞机装备红军。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军中反情报机构“发现”：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从德国运回了成车的物品和珍宝供家人和自己使用。现在，这位曾经骑着白色种马指挥胜利阅兵的苏联国家英雄，作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开始了半流放生活。斯大林的忠实副手、曾经在战时负责飞机工业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也失去了他在苏共书记处和组织局的职务（不过，他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宽恕）。这位独裁者想要表明，战争中的功劳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清洗。对于老兵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1946年底，斯大林取消了胜利日这天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庆祝，反倒是新年这一天给人民放了假。

一些被降级的老战士意识到了斯大林统治这一可怕的现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始监听苏联军队的所有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的谈话录音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多夫（Vasily Gordov）将军和他以前的参谋长费奥多尔·雷巴利琴科（Fedor Rybalchenko）将军在1946年除夕之夜的私人谈话。戈尔多夫，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柏林和布拉格战斗过的冷酷的军队指挥官，是朱可夫的同情者之一。他丢掉了自己的高级职位。愤怒和酒精让这两位将军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苏联人民跟他们没法比。他们还认为农村的生活极为悲惨。雷巴利琴科说，“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愤怒，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地方公开抱怨。说是因为饥荒，那是不可信的；报纸只是撒谎。只有政府活得好，人民却在挨饿”。戈尔多夫大声问有没有办法到国外（“在芬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和生活。两位将军对失去西方的援助感到遗憾，还担心斯大林与英美集团对抗的政策会以战争和苏联的失败而告终。雷巴利琴科最后说：“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所有人都说会发生战争。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