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7/12页）

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革命”，授人以柄，把国会摧垮了。袁世凯趁机宣布国民党是非法政党要解散，凡是国民党的议员都撤消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的多数党，这样一来国会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完了。袁世凯就另外成立一个参政会。他名义上也是讲民主呀，成立“参政会”！但找的都是乖孩子，听话的。你是“参政党”，来参政吧，很光荣！到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就是这些“参政会”的所谓参政的参议员吧，他们上书袁世凯说：你英明伟大，四海同钦，应该当皇帝！袁世凯假意推诿说：不行，我不能当皇帝。这些参政诸公心领神会，一而再、再而三上书袁世凯，请总统大人俯顺民心、体察国情，终身执政，当皇帝。他们还假造民意，御用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所谓公民意见，御用团体一再递交请愿书，说袁总统怎样德配天地，怎样能干，怎样应该当皇帝！专制政权机关及其爪牙玩弄这一套驾轻就熟，易如反掌！假如国民党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它还是国会的多数党，这些无耻勾当能演出吗？恐怕不行。那样，袁世凯的皇帝就很可能当不成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野党不成熟，还是革命造反派的劲头，没有及时将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懂得应该坚持和逐步健全议会民主，珍惜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也不能够体察民意，按百姓的意愿通过民主、法治营造长治久安的局面，让老百姓利用经济自由发展工商和其他事业，改善生活。历史大反复就无法避免了。

在野的力量当然不止国民党，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民间各种独立自主的组织。清末不是预备立宪吗？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使得清政府要走这条路呢？除掉国外的压力，国内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

一个是商会。国内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商会也相应地迅速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已经有1000个；辛亥革命后每一年还以100个的速度增加。这些商会都是独立的，刚才讲过都是有力量的。遇到问题，它才不管你政府怎么看，它认为对我做生意有利的是这样，它就发表通电宣布自己的主张。报纸也如实登出来，真正表达社情民意，也跟踪报道政府有何反应，评论这些措施是对还是错。那样就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另外一支是知识分子力量。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结社很容易，办报也很容易。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讲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主张。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比那些商会更厉害、更尖锐。很多很有名的政论家出来了。

再一个是各省的咨议局。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但进入咨议局的议员大都是各省很有威望的士绅，维护地方公益的愿望很强。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绝对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他们是清末民初各省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都是牵制力量。这些力量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有紧密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们就是构成立宪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开始组织政党。除了大家熟悉的所谓保皇会之外，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名义领袖是马相伯，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他们跟国内的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结合起来，领导清末的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到后来迫使清政府宣布从原来以九年为期开国会，缩短为五年，在1913年提前召开国会。结果1911年就爆发辛亥革命，差了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公布所谓“十九信条”（宪法），那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法要求的。但是晚了，你早不说，你早半年说，中国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误国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