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5/12页）

袁世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的思想停留在清末新政的水平上，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当时中国人政治、经济都比较自由，有的记者就指出来：你看这个总统的那些文告，老是讲现在这些百姓怎么不行，老是教训老百姓，说你应该加强道德怎么的；跟前清那些皇帝的上谕（圣旨）一个样，还是冀图教化子民。不是不要讲道德，而是除了公共道德外，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政府不应随便干涉。我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不行？行。我遵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我主观上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管其他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人物。20世纪中国这样的人物颇多。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通过革命打倒他，行不行？即使有那么大的力量推翻那些专制统治者，法治和民主、共和制度不健全，上来的那些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货色。这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才是根本。

这样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督他、牵制他，让他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政治往往是博弈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个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善良为转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力量对比，是在良好制度环境下的力量对比。当时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党能不能牵制他？应该讲能牵制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军队，还有好些地方都督是国民党员，这是一个方面。除掉这个以外，因为革命胜利不久，它的威望是非常高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870名国会议员里面，国民党员占392席，是第一大党（进步党占223席，还有185席跨党分子，70名无党派人士）。那个国会开会时也打架。任何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初期必然毛病百出。贿选、贪污、打架……什么都有。不奇怪，也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制度，加上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各方监督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你这个家伙好事不干，你就打架，你就贪污，还有贿选，我在报纸上揭露你，犯了法，更要依法处理，下次就没人选你了。反复操练、反复较量，慢慢就会走上正轨。全世界的民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