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 经（第4/5页）

史蒂文斯经历了这些事情，到了1836年已在想别的问题了。在中国传播上帝的话语，应该中国化到什么程度呢？史蒂文斯对于传教士因时因地而制宜略知一二。他有幸与马礼逊密切往来了两年，他知道这位杰出的学者型传教士刚来中国的轶事，其时马礼逊与汉语教习一道用筷子吃饭，“还着本地服饰，留上长指甲，蓄起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和厚底靴在公行附近走动”，甚至还“用蹩脚的汉语”做晚祷。20

马礼逊“不久就改掉了他的中国习惯”，但郭士立（Karl Gutzlaff）却没这么做。郭士立是来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传教士，他曾在1835年与史蒂文斯一起沿岸北行。郭士立在出门时喜欢做福建水手打扮，或穿其他的汉服。有些中国人觉得郭士立同他们一样，还以为他是生在外国的中国人。郭士立汉语说得极好，更是让人迷惑：他只要专心学一下，就能分辨各种方言土话之间的细微差别。中国人听到郭士立讲他们的土话时，惊讶之余还会朝帽子底沿偷瞄，看看他是不是把辫子给藏了起来21。似汉非汉有利有弊。史蒂文斯在一次旅行之后写道：“如果穿的是中国服饰，一时或可不为人所察觉，但也大大降低人身安全。”——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加惩处22。非法沿岸航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上耳中，他颁了一道严厉的上谕，斥责这帮人试图“散发洋书，意在妖言惑众——其行为怪谲惊诧至极！”云云，并将这些人的行为与早先“私招番妇潜入广州”一事相提并论23。

假若有洋人进了广州城（无论是否易容改装），结果会如何呢？城里当然有些中国人会同情基督教，不过很难说出究竟有多少人。一份名曰《广州纪录报》的英文报在1834年春，详细报道了郭士立接手《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的情形，米怜和梁发在大约二十年前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历久不衰。每一期“都由洋人以中文写成”并“在城里印刷”，然后“从华人印坊送达发送者；由他送到订户手上；再由订户免费散发”给中国人，如此便“使这份杂志走进了广州民众之中”。后来私人报贩接手发行，提高了流通速度。报贩“印好部分内容，沿街叫卖”。时有中国人聚在一起，听人阅读讲解其中内容。编《广州纪录报》的人特别着力介绍科学商业新知，中国人于是怀疑这么一来，洋人会“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传教士怎么会不去想想，借此控制中国人的灵魂呢？24

到了1836年，传教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圣旨斥责未得官府允许的旅行，一方面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有新的活动，广东方面的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门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没入“八种洋书”。印坊的人入狱，财产遭没入。官府并限令澳门和广州地区的居民在六个月内上缴所有教习“亚素”（即耶稣）教或天帝教的洋书，可免究其罪，否则将予以严惩25。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算有人进城散发宗教书籍，但中国人拿书的动机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两次沿岸航行便有记载，善念总有无聊的好奇心与贪婪相随。有些中国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这些书籍的目的，还会送上一些小东西作为回报，如几串白葡萄、几只梨子、一小袋烟丝、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鱼干，等等；但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拿了一本红皮面的书，还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史蒂文斯还没离开，有些人就把刚领到的书拿到路口去卖掉；有些人死赖着不走，花言巧语就为了要鸦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确实带着鸦片）或传教士自备的药品，这说明他们的动机只是要钱或怕生病，倒不是性灵有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