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 经（第3/5页）

史蒂文斯在1832年见着梁发，此时他已开始在广州城近郊传教，离城可达二百五十英里远，一次传教可散发七千册传教小册子之多。新教传教士不顾官府禁令，已经开始由海路入中国沿海，只要能上岸的地方，就会散发一些《圣经》或小册子。而梁发想出一套新办法：他同屈昂一道，跟着那些逐县逐城主持科试的学政，希望借此把他的小册子送到赶考生员的手里——生员虽然不见得有兴趣，但是他们却颇有影响力14。梁发到了1830年代中，又想了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那些考中县试的生员就是在此参加府试和乡试。在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块儿15。

史蒂文斯很快就看出用印刷品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好处：

留下《圣经》和书籍，让一两千万人接而触之，说不定没有讲道也能宣教，这和完全接触不到是很不相同的。是的，绝不一样！谁能相信，在这三年来流传的数千册书籍会在神的面前无人问津，会“徒然返回”呢？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16

史蒂文斯认为，不应冀望中国会有人揭竿起义，“我们并非说中国人公众意识日益高涨（一如其他国家），不久就会呼声四起，要自由，享人权”；但中国人“像可怜的波兰人一样聪明又被误解”，他们天性开放——要不是有朝廷官府的话——会把洋人当朋友，而且可能接受基督教教义17。

情形既然如此，那么洋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学梁发学到什么地步呢？1835年春秋两季，史蒂文斯同一些会讲汉语的外国传教士作了两次长途探险，在这两次探险中，算是实现了广发小册子的梦想。他暂时离开黄埔，乘一艘美国双桅帆船驶离广州，沿中国海岸航行，入闽江的狭窄水道和河滨泥滩，探吴淞江宽阔的海口，史蒂文斯终于望见了上海口岸樯桅如林的中国船，最远北至山东沿岸层峦叠嶂的港湾。史蒂文斯在这两次航行散发了许多小册子，见识了秀丽山河，尤其是福建沿海岬角星罗，少有西洋人有缘得见，史蒂文斯大受鼓舞。当这些洋人返航归去，淡出当地居民的生活时，史蒂文斯可回味他留下“几百册书，或可指引救赎之道”，在“眼前喧嚣沉寂良久之后”，仍可提醒中国人“洋人的仁慈友善”18。

史蒂文斯身边带着几箱中文本基督教书籍，有米怜、梁发、马礼逊等人精心准备的书，包括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有关“十诫”的评注、布道讲稿文集、福音书注释本、赞美诗集等，他有时乘双桅帆船的副艇，同一帮印度和马来水手躺在尾舱油布篷下柴米油盐等给养物的中间；有时则在人烟稠密的乡下徒步跋涉。史蒂文斯一伙人第一次航行就发了几千册，第二次航行发了两千多册。史蒂文斯所乘的帆船多有满载兵丁的水师船尾随在后，而史蒂文斯乘副艇探索内河水道时，官府巡艇也紧跟在后，有一次还朝他的船开了炮，炸伤了两名水手。有时，骑着马的尉官会前来驱赶村民，穿便衣的捕快混杂在人群中，而当地学塾里的学生会大声抗议这些不敬儒道的基督徒。有一次，当地官吏还当着史蒂文斯的面，把从他那儿没收到的书籍全给撕碎，装进一只烂草筐，烧了个精光。

虽然诸多不顺，但这些书只要能卸下船，一上岸就被索求一空。有时候，发书过程井然有序，民众心里虽急切，但还是面带微笑，相互礼让；有时则是挤成一团，史蒂文斯只得爬到墙上躲开争抢，或将书本和小册子往空中一撒，任人接取。有时，在一些偏僻的村落，他在每户人家的门槛上放上一本书。有一次还有一大群人站在倾盆大雨中听史蒂文斯宣讲，一动也不动，史蒂文斯也是淋得全身湿透。有一次，围在他边上的中国人以指触嘴，表示官府禁止他们大声同洋人说话，但他们还是领了书。庙里的和尚、家里的文人也会领书。有时，史蒂文斯的船还没靠岸，就有人涉水前去要书，有如预示了洗礼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