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4/6页）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6]

军火

粮食与供应品

运输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

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六

红巾叛乱[7]

龙门：

1854年9月20日　刘观秀攻打县城，县令乔应庚守城阵亡。

1854年11月21日　代理知县及一个名叫李士铨的绅士收复县城。

1855年1月6日　代理知县遭惨败。

花县：

1854年10月11日　官军与乡勇围攻县城。

1854年12月25日　收复县城。

1855年1月21日　朱子仪和甘先率领的红巾军再次攻打县城。

增城：

1854年9月21日　绅士陈维岳领导的团练收复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