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3/6页）

1725年，在清朝雍正帝进行思想大清洗的时期，官方恢复了社学制度，命令各县以“社学”或“义学”来代替那些有潜在颠覆性的书院。广东同其他各地一样，许多书院只不过简单地改个名字，称为“义学”。既然这些学校的课程在政治上是无害的，官府也就容忍了他们。自乾隆皇帝停止了对书院的压制以后，许多书院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是这些变化却在地方上引起了乡村书院与社学之间的长期混乱。二者的职能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以及社学更适宜那些“山野子弟”就读。但是，当某一社学得到的捐赠增多，使它能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它也常常重新改称为“书院”。阮元恢复了旧的、享有声誉的书院制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同许多在地方一级活动的中国政治组织一样，书院、社学、义学在19世纪都消失或变得模糊了。在19世纪40和50年代，地方的绅士组织，与社学一词几乎是同义语。广东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学与族学的一致。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居住的完全是某一族人，那么社学的费用就从这一族的学田中支付。于是，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社学变成了族学。清代后期，中国其余地区的社学渐渐消失，而广东，由于宗族的强有力，社学一直很兴旺。

附表2　清代广东名府书院、社学的分布

三

“房地产危机”[3]

1847年6月4日　浩官将猪巷的三间店铺卖给英国人，后者想在那里建一所教堂，但是他们还需与此相连的另外三家店铺的地皮。英国领事马额峨要求耆英让那三家房主将房子售与英国人。

6月5日　英国商人买了那三家商店中的一家，但另外两家是属于当地一所庙宇的。

6月7日　河南的房主们了解到英国人只是想租用土地及房屋。

6月23日　一位中国地主同意将河南的货栈租给英国人，但不同意外国人在那里居住。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四

一些经济问题[4]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