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4/24页）

实施德庇时爵士与耆英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安排这次会见时，双方的每一个官员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的确，耆英由于害怕广州城被炮击，曾作出允诺。因此，应当迫使耆英回广州来执行他自己的协议。尽管如此，他会向北京报告，请求皇上的谕旨，无论皇上作何指示，他都会不计任何风险加以贯彻执行。[143]

第二天，文翰到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回访。徐广缙保证，4月5日以前就能得到皇上的批复。[144]

徐广缙回到广州后，立即要求守备部队做好准备，同时告诉与升平社学有密切联系的许祥光，要让团练活动起来。但是，团练切莫引起英国人入侵。[145]“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先守后战，曲在彼矣。”[146]

尽管有着许多约束，徐广缙的命令还是改变了官府对团练的政策。自1843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位总督认可了团练！

团练在被允许公开组织以前，久已有些怒气。整个广州都知道酝酿中的危机，一些人很惊慌，数以千计的人到城外的寺庙进香，祈求和平。[147]另一些人则很愤怒，城内到处贴有煽动性的传单，号召人们从屋顶上向英国士兵头上浇滚烫的稀饭。[148]三元里的光辉胜利又被重新提起。有10万名乡勇再一次准备献出生命以阻止夷人进城，“我们决不让这些犬羊之辈留有孑遗。我们一定要全歼这些野蛮、自私的无赖，他们的水兵将无一生还”[149]。

绅士首领们一旦得到总督的委托来抵抗敌人，就开始热心地筹划着。年轻人高兴地自愿参加。[150]另外一些人由于许祥光授予了重要的财政权力，开始为团练征税。[151]税款名目繁多。有些地方按照每家的财产收取“捐献”，其财产的估计数目由一个绅耆会议议定。在另一些地方，按照土地的数量确定固定的征税比例。[152]经费一般由“社学”保管。在发生危机之前，社学的董事得随意以任何方式出借这些钱。现在由于随时可能需要这笔经费，他们只能把钱借给特许的典当商。[153]

升平社学总部发出了一系列精心制订的命令：团练被分别指定驻守于城北某些特定的炮台；修建了布满钉子的陷阱和木栅栏；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城墙后面和瞭望塔上都设了岗哨；各“社学”把大炮及火器装备编上号，分发给乡勇。每个人都分到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官方提供了一些重型滑膛枪。由于这时的团练基本上都是志愿者，都要继续务农，所以，只有他们晚上来服役时才付给口粮。少数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团练，处于机动状态，没有固定的驻地。其他一些有二十名成员的队伍专负责防火。[154]

城内也组成了城市团练。第一个这样的团练，当然要追溯到1847年“房地产危机”时。1848年中，由于城市周围的匪徒惊人地增多，城北的店主们组织了一个治安委员会，抓强盗，并把他们送交官府。[155]但是，只是在虎门会谈之后，城里才真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民众防卫。按照徐广缙本人的描述：

回省后，即会同臣叶名琛激励商民互相保卫。家自为守，户各出丁，人不外募；铺户各捐一月房租，费不另筹。计城厢内外壮丁可得数万，公费可集数十万，均由商民自行经理。众志成城，声威颇壮。省城向与外夷贸易各行店，亦公同议定暂停交易，何时罢议进城，再行照旧通商。如有瞻徇违约者，众行共罚；知情报信者，公约给赏。[156]

从表面上看，往日的汉奸已变成今日的英雄。那些昔日被理想主义的林则徐所怀疑的老保证商，今日成了实用主义者徐广缙的同盟军。在广州的商人阶层中，爱国主义是否已代替商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