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3/24页）

巴麦尊由于长期受到德庇时报告的影响，对此十分犹豫。1848年9月，文翰的第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公文送到伦敦后，外交大臣仍命令他继续催促解决进城问题。公使在12月收到指示，就顺从地着手安排同徐广缙会面。[136]1月底，两人都同意在1849年2月17日会谈，地点是在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137]但有一个问题：巴麦尊对文翰的不乐观的报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主意。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步骤之前，最好是等待，等到出现更多的明显违反条约的事件。文翰几乎是在同中国总督会谈的前夕才收到这些新指示的。于是，当英国政府已决定搁置进城问题时，英国公使却无望地开始了旨在强迫徐广缙向英国人敞开广州城门的谈判。

1849年时，中英两国所采取的外交方式极不相同。一方面，文翰向伦敦报告一切细节，甚至几个月前所买文具的数量。而另一方面，徐广缙几乎是独立地行事，实行有伸缩性的但却是冒险的外交策略，只是在事后才通知北京。这并不是说总督很性急或者和皇帝完全没有联系，相反，在2月会谈前的六个月中，他送往朝廷的奏折中已经勾画出了一项明白合理的对外政策的要点。

首先，徐广缙认为，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并非如耆英所想的那样强大。探子自香港报告说，军队供应很差，英国人正在减少驻防部队。但他确信，到4月6日的期限时，英国人至少要显示一下实力，“是夷情素好矜张，动辄依仗兵船，有挟而求，乃其惯技”[138]。进城问题是个借口，英国人是要利用它攫取更多的让步，最终是希望取消对鸦片的禁令。姑息是不可能的。“夷性贪利”[139]。不论中国怎样做，夷人总会不断地提出更多的土地、资源的要求。

姑息还会失去民心，破坏帝国的最后防线。“外则礼重怀柔，内则允孚舆论。”[140]怎样才能做到既教养百姓于内又抚育远来之夷人呢？这两个前提是矛盾的，而且在南方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局势。虽然广东的官员并未审慎地利用入城问题去唤起人民，但只要夷人出现，广东人就自动地发作。黄竹岐就是他们愤怒而起的一个事例。如果去拦阻他们，人民甚至会起来造反。事实上，广东的人民与官员已互相疏远，任何外交危机都必然会归咎于省里的高级官员。所以，南方官府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人民的忠心。地方团练，即使是潜在的危险，也必须给予鼓励。不过要防止蛮干，不要予英国人以挑起事端的口实。

对于当时那一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说来，徐广缙是偏激的、非理性的排外势力的象征。这其实是不对的。徐注意了耆英的垮台，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现在他认定，总督应当领导而不是被领导。能够重新控制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担负起反洋人运动的领导。这意味着抛弃“抚夷”专家所心爱的一切观念。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徐广缙否定了朝贡制度抚育外夷的观念。贪得无厌的英国人是不会以些微的让步为满足的。为了进行长期斗争，中国必须磨剑以待，这意味着巩固朝廷的民众基础，以加强内部，对抗外来。这必然也意味着应无条件地拒绝英国人入城。要做到这一点而不致有另一次战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耆英的外交说辞——民众抗拒。保证那种说辞并为一旦失败而为战争做准备的手段，就是地方团练。

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与文翰在停泊在安生湾的旗舰哈斯汀斯号上会面。互相行礼之后，文翰邀请徐到他的舱房里，举行只有翻译[141]在场的私人谈话。徐感到不安，也许是记起了琦善同义律的私下会谈曾被皇上误解，他希望带着副手，但文翰坚持说他可以在必要时叫他们进来商议。徐最终同意了，两人一起进入舱房。[142]文翰立即提出进城问题，徐开始作长篇大论的“演说”，并激动地重复了好几遍，大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