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21/29页）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

[1]关于这些事件的可信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B.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第10章，伦敦，1910;Edgar Holt: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9—10章，伦敦，196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见《清华学报》，1931年10月6卷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W.H.Hall和W.D.Bernard: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 “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国防部档案WO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2]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6.1: 46页，n.3（1941年3月）。夏燮：《中西纪事》，台北，1962，卷6, 10上。梁廷坍《夷氛记闻》，1874，卷3。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者）。E.H.Parker: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