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9/29页）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169]

八千斤未烧[170]，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171]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172]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174]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75]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176]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7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179]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180]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181]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