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第3/5页）

“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

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

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见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的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么，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作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