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6/7页）

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10

抗战胜利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梁思永极度兴奋，在各方的关照下，他赴重庆医治。当时，光复东迁，交通紧张，史语所的档案中有1945年10月22日恳请民生实业公司解决船票的函件：“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三个。”

病榻上的硬汉。

为梁思永整理遗稿的高去寻，摄于20世纪40年代。

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滩岩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凯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的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2月20日，董作宾在致胡适的信中，特别言及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董作宾表明，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济说道：“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烛光燃尽前，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1948年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然已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