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8/11页）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28尹达显然比夏鼐更清楚老师李济的政治态度。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29

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