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60/83页）

蒋介石要求军令部长徐永昌通过军委会战讯向社会发表方先觉“最后一电”（电报内容由侍从室的林蔚向徐永昌口述），继而大报纸纷纷转载。《扫荡报》社论说：“‘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则写道：“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日记中的说法是：“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但是，发出“最后一电”后的衡阳，在各种原因与合力下，拐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弯。

情况最初发生在西禅寺。

那是一天前的8月6日，在傍晚时分，阵地上一名被俘的第9团的军官表示要见日军部队长，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儿玉忠雄会见了他，这名军官突然表示，如果能修复从西禅寺到大西门的电话线，他愿意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儿玉自然不轻信，但觉得可以一试，于是将其放回。7日拂晓，那名军官打来电话，他告诉儿玉：“大西门守军愿停止抵抗，稍后将有一名有资质的将军前来交涉。”7日天黑后，该军官又打来电话。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该军官代表的是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说重庆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

几个小时前，8月7日下午3点多，在第116师团儿玉联队和第34师团针谷支队夹击下，天马山的第3师萧圭田第9团渐渐不支。《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中记载：“在7日下午，天马山出现白旗。黄昏时分，城南第68师团正面也出现了白旗。”该师团《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记载：“（8月7日）17时，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在傍晚早临，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是：“在傍晚5点左右，第68师团太田旅团正面的森林高地和志摩旅团对面的岳屏山都出现白旗。”

转天上午，苦守衡阳47天的第10军向日军缴械。

从8月6日黄昏西禅寺上的第9团军官跟儿玉联系，到晚上周庆祥先后跟方先觉、葛先才交谈；从7日中午召开军部会议，到会议后军参谋长孙鸣玉前往大西门；从那名军官说大西门守军有意放弃抵抗，到下午天马山、傍晚森林高地和岳屏山出现白旗，这一天两夜的时间里，衡阳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少年后，各不相同的回忆把当时的真相围上了更深的迷雾。

关于8月7日天马山出现白旗一事，有两个说法：一是孙鸣玉为把天马山的部队撤到大西门，叫士兵打白旗诈降；二是周庆祥的主意，是决意停止抵抗进而跟日军谈判。但可以断定的是，当晚第116师团黑濑联队正面的守军依旧顽强射击，所以在天马山、森林高地、岳屏山出现白旗后，黑濑的判断是：“这是重庆军为掩护撤退惯用的欺骗手段。”

7日傍晚6点左右，方先觉召开最后一次军部会议，这一次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皆至。由于攻入城内的日军已向中央银行逼近，方先觉指定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后代理军长的顺序：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在会上，方先觉进行最后一次调整：葛先才仍在城西南指挥，周庆祥由城西转至城南指挥，城西的指挥交给饶少伟（由于接到蒋介石8月8日援军必至的电报，在一种记述里，称方先觉决意第二天拂晓前突围，突围部队由周庆祥和孙鸣玉指挥，因为现在第3师还有兵力，方和其他师长则留在城里不动。突围后因日军在午夜再次发动攻击而夭折。在这种记叙里，称方先觉下令将部队集中在大西门，但又称突围路线走城南五桂岭，从这个细节看实在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