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50/83页）

对王耀武长衡会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战场）中的表现，第26军军长丁治磐有一席话，主要意思是认为王指挥大兵团作战不行：“主要是他军事素养不够，他黄埔出来，升迁太快，一下就当大官……王很用功好学，若早和我在一起，我可告诉他一些带兵、战术方面的事情，济南的战况就有可能改观。但蒋先生很赏识他，教他读《名吏传》等书籍，很想栽培他，若他来台，还是有用，至少比台湾这些人好（指后来随蒋退至台湾的将领）。”（《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当然，丁治磐这口气有点大了，人们一笑了之即可。不过，具体到长衡会战，老王没打好又确实是真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衡阳外围的优势援军，面对区区一个多师团的敌寇，没有任何的协同，而是各打各的，始终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当7月下旬长沙方向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等开始南下衡阳后，无论是李玉堂还是王耀武，最终都把解围战打成了自顾自的防御战，至于不紧不慢从广西“散步”过来的黎行恕第46军就更别指望了。

于是，人们就会疑问：到五里亭进行接应的曹营长以150人的兵力可以在敌人重围中杀个来回，数量多于此的援军何以不能突破当面日军的拦截？所谓的援军在局部有没有激战？有。有没有牺牲？也有。但在辽阔的衡阳西线打援的日军只有一个第40师团的情况下，各路援军怎么打成了那样？援军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心理：万一真的打到衡阳后，反而被日军包围了呢？万一叫我的部队跟第10军一起守衡阳呢？各部前后三次朝衡阳方向进行所谓总攻击，外围貌似打得热热闹闹，但和衡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这是1944年的悲哀。

几天前，7月12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去第一封求援电，其实也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当初，蒋介石不是要求第10军守10天到两周么？现在已超额完成任务。接下来呢？守10天到两周，为的是配合对日军进行两翼夹击的大部队，但打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两翼夹击的可能性。在日军重兵追击下，衡阳东南的薛岳残部已自顾不暇，一翼已断；至于衡阳西南和西北这边，一个个部队蹦过来都难，遑论对日军构成反包围。7月下旬，当“一部死守、两翼夹击”的构想完全化为泡影的时候，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就需要及时调整部署，而不能叫第10军在那里死耗。但此时，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解围”这件事本身。7月27日，他给方先觉写了一封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中正手启。”蒋介石叫人将信复印为几百份空投衡阳城。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那一两支援军到了衡阳城外跟第10军接上头后，又该怎么办？

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接应第10军突围；二是进入衡阳，跟第10军一起继续守城；三是跟方部里应外合打退甚至歼灭衡阳的日军。事实是：蒋介石不许第10军突围，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也并非其所期待。也就是说，蒋介石仍在期待第三种可能性。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蒋介石此时正承受着史迪威和罗斯福逼他交出兵权的压力。如果衡阳突围后迅速沦陷，面对美国人他手里能打的牌就更少了。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从这个角度说，第10军是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可是从急速的战局演化看，在7月下旬对衡阳之敌予以驱逐已完全成为纸上谈兵，在打一天看一天的死耗中只能是把衡阳的结局推向一个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