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第4/5页）

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

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