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4/7页）

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

劳费尔在顶峰时期，成为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请他编写、出版藏品图录，等于登上了收藏界金字塔的顶端。包尔禄也是劳费尔的客户，他出生于上海，常居伦敦，是一位煤炭商人、进口商和收藏家。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还曾是一位炮手。劳费尔为包尔禄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编辑出版了图录。劳费尔所筹集的善款，使那批玉器最终落户于菲尔德博物馆。1947年（劳费尔去世多年后），包尔禄以30万美元价格，把另外一批藏品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计149件，绝大多数是绘画。但是，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何慕文不久前所评论，其中只有10%属于博物馆级藏品。

劳费尔经常使用“帝王”一词。因为他的副业之一，是从北京的古董店回收从清宫掠夺的文物。劳费尔在北京，面临着来自传教士、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直接竞争。劳费尔对竞争对手的收藏策略义愤填膺，比如柏林民族志博物馆的员工穆勒博士。1902年，即义和团起义后不久，劳费尔给博厄斯写道：“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购买战利品和被盗财产？我绝不会让我的名字与那种行为有染。我心甘情愿把那种辉煌，留给穆勒博士之类的伟大人物。我们以诚实的方式征集藏品……我们不是贪婪的秃鹫，它们紧随残暴、野蛮的军国主义，在其身后大摇大摆地抢劫。穆勒博士的庞大收藏包含了部分战利品。对柏林的博物馆来说，那是一种蒙羞、一种耻辱。穆勒博士不仅吞咽（实际上，德语一词是“咀嚼”）战利品，还直接把士兵和传教士手中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然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保存着1931年堪萨斯城一份报纸的剪报，令人充满好奇。剪报表明，劳费尔的道德标准及其作为鉴定家的相当影响力，并非坚如磐石。弗雷德里克·帕格斯利博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试图把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出售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那是他在中国驻扎期间的收获。劳费尔被请到堪萨斯城，“对帕格斯利藏品进行专业鉴定，为该城可能的征集提供了初审意见。劳费尔宣布，那批藏品‘由一位远近闻名的堪萨斯人为堪萨斯城征集’”，称它们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艺术收藏之一”。

在帕格斯利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义和团起义期间取自紫禁城的宫殿房门。帕格斯利夫人表示遗憾，称自己其他“纪念品”的获得，“有可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皇宫掠夺”。但是，它们属于“可购买战利品，既可能被他们夫妇拥有，也可能落入别人之手”。在帕格斯利征集的其他藏品中，有一个劳费尔宣称“很不错”的“皇帝宝座”、两个“皇宫皇后使用”的“宝座”。看到其中一个宝座“被人快速拉拽穿过北京街道”时，帕格斯利夫人买下了它，随即追踪到一个古董商的后屋。在帕格斯利夫人的客厅，劳费尔看到那个作为装饰的“宝座”，宣称它属于“顶级”藏品。他说：“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而这个宝座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