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第4/9页）

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

怀履光中等个子，头发乌黑，额头宽阔，嗓音低沉，身材瘦削而结实。他一直（如有人对歌德的形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般人可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用他的传记作者刘易斯·卡尔文·沃姆斯利的话讲：“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他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相信世界上的秘密在等待他去发现。”怀履光正是那样一位修道士。1896年5月，他刚向自己的甜心安妮·雷求过婚，便获悉自己要去中国传教。

1897年2月，怀履光独自一人从温哥华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抵达上海后，他得知自己被安排到福建省传教。那是中国南方一省，被认为是“外国鬼子”的冒险之地。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城，从庄严的福州港前往那里，需要乘坐驴车走8天。

抵达福州后，作为传教士见习生的怀履光，很快为自己购买了一件中式长袍、帽子和一条假辫子。那一年是猴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区，以及慈禧太后从北京逃亡，满族统治阶层的精英，已开始走下坡路，各地充斥着各种密谋和排斥异己活动。

因此，那个时代，与怀履光所能期待的一样有意思。此时，他在福建的建宁开始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城，四周是云雾缭绕的茶园。怀履光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口语和阅读，留蓄长辫子，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怀履光。1897年10月，安妮·雷来到了上海，两人在那里完婚。怀履光夫人通情达理，她没有穿着中式服装，是冲动任性丈夫的平衡稳定器。

世纪之交，挑战无处不在。加拿大英国圣公会传教会没有畏缩撤退，选择了迎难而上扩大影响。教会的长老们获悉，中国对创办医院和学校，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欢迎态度，怀履光似乎是可授权管理更大区域的理想人选。他曾经与麻风病患者一同工作，学习过顺势疗法，会演奏中国乐器，还知道如何制作腊八醋。而且，他还以“像中国人一样讲汉语的老外”而声名远扬。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包括容易引发众怒的治外法权。但是，当外国人因此遭受攻击时，能讲中文就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当英国国教会总主教把河南省指定给加拿大时，英联邦自治领地的主管，把目光投向了来自安大略省的年轻人怀履光，安排他对付属于特别动乱地区的河南省。1909年，怀履光36岁，被任命为加拿大派往中国的首位英国国教主教，属于当时获得主教长袍、主教冠以及宗教法庭主教宝球的最年轻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