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第4/6页）

从有文献记载的陵墓中出土的陪葬青铜器，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中国文物。有些文物源于成百上千的帝王陵墓。制造它们的目的不是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于祭祀祖先、家族陵墓陪葬。中国古代文献对不同阶层的人士死后所用陪葬品数量和种类，有着详细说明。为确保阴间宴会的安全，陪葬品中还提供了青铜剑、匕首和青铜斧。在商代陵墓中，还存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殉葬方式，即在陵墓基建和埋葬死者时，要使用活人祭祀。简·方婷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对此进行过开创性研究。他们在《发掘中国历史》一书中写道，那种墓葬习俗，不仅被商代帝王所用，还被“扩散到商代中国的其他地方”。活人祭祀通常不是自愿行为。陕西的考古学家发现，受害者“被青铜箍套住脖子，窒息身亡”。

福开森通过与端方合作，开始建立中国艺术不同分类的标准，特别是墓葬青铜器。此时正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福开森为该馆征集的中国青铜器。媒体批评家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属于考古文物，不值得列为艺术品。在中国，福开森的学识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众多荣誉。他获得了中国清王朝授予的二品顶戴，以及日本颁发的“神圣珍宝勋位”。然而，福开森的荣誉和华丽外表具有欺骗性。正如托马斯·劳顿写道：“绝大多数人眼中的福开森，都是他在老照片中的样子：一位高贵的老绅士、中国通，衣冠楚楚，讲一口优雅的汉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实际上，福开森是一位爱好社交的政治操盘手、精明企业家和中国艺术的爱好者。他放弃了传教士事业，摇身变成一位生意人。他出版了一份报纸，开展了一场非基督教艺术运动，令他在卫理公会的上级大为震惊和恼怒。正由于他独特的学问以及他与端方的友谊（用劳顿的话讲），“世上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拥有了中国收藏，包括端方经手的一些艺术藏品”。

端方的收藏事业蒸蒸日上，与此同时，他的政治生涯却日渐衰弱。长期以来，竞争对手一直嫉妒、厌恶端方。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他们对端方实施了报复。在朝臣相互争夺权力的混乱中，端方先是被任命负责安排慈禧太后复杂的葬礼活动。之后，他又被指控对慈禧太后大不敬，有悖天理，犯下了三项重罪：允许摄影师拍摄送葬队伍，亵渎神明，尽管端方曾经常与慈禧太后一起合影；允许将神圣陵墓周围的树木用作电线杆，罪加一等；其他吊唁者步行送葬，他却骑着高头大马。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据说端方犯下了“破坏宫廷礼仪的最严重罪行”。为此，他的随从被严判入狱。人们普遍相信，一手导演端方“贬职”的，是同治皇帝的皇后家族，原因是出于妒忌。作为中国最重要地区直隶省总督的端方，臊眉耷眼地默默退休回家。

两年后，端方在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工业博览会，广受好评。此后，北京再次发现了他的能力。当时，愤怒的改革派、贪婪的军阀、堆积如山的债务、声嘶力竭的学生示威等，都让慈禧太后的继承者不得安宁。

情况令人绝望。清王朝统治者向端方求助。根据当时英美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记录，端方“被高看为‘封疆大吏’，他以机智和能力广为人知，可以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所有事务”。1911年春天，端方被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

铁路已成为新中国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资金匮乏仍是铁路系统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西方支付了战争赔款，借款必不可少。1911年，“四强”（英、法、德、美）同意向中国提供总计为600万英镑的贷款。虽然那笔资金会给当地投资者带来一些损失，其中许多人是认购了现有债券的商人，但中国的铁路建设似乎可以借此向前推进。农民则担心新的省力机械会减少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尤其是那些靠马车运送货物的劳工。在六周之内，有18个省和地区宣布脱离北京独立。在四川，大街上挤满了示威人群，铁路投资者拒绝纳税，体现了以某种财政方式进行抗议的强硬挑衅。作为广东—汉口—成都国家铁路的督办大臣，端方前往四川恢复秩序，命令邻省湖北的一支军队前往镇压起义。10月，端方率领500人部队行军期间，武昌爆发了一场兵变。该事件被认为是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端方在四川省界停止不前，权衡下一步行动。1911年11月27日，端方大臣下属的军队加入了起义，对满族统治者发出了愤怒呐喊。面对手下的反叛士兵，端方大声疾呼，要求士兵们保持克制。据某些记载，端方宣称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陶姓汉族，而不是满族。此举没有奏效，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被抓，随后被砍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