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第6/10页）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您有没有试图与被押和被捕的暴乱者谈论这些事？

班：我当然试过，我曾与他们长时间地进行交谈。但是在这方面我没有发现任何情况。我只是发现了孩子们的不安、不满、沮丧，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满腔愤怒。与他们讨论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狂怒，而且是因为他们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似乎他们都被洗过脑，所有的人都重复同样的话，像在放一张破了的唱片一样。他们重复得最多、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想收拾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主要计划是炮击我的住宅和逮捕我，然后把我杀掉。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们只是一味地说，我应该被杀，如果他们没有被出卖，肯定能杀掉我。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们真的认为这是可能的吗？”回答是：“是的，只需24小时就足以消灭您和控制政府。”这是一场使你迷惑不解的对话。我甚至还想向他们了解谁将在政府中掌权，他们说：“我们自己。”他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是，一旦控制了政府，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们就沉湎于高呼口号或说些愚蠢的话。有的说要砍掉所有的茶树，因为茶树是英国人种的，他们要以种植大米来取代。我觉得他们很幼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一般18岁或20岁的青年要幼稚。我尤其觉得他们是被人引入歧途，被他们的头头所利用。

法：你抓到了几个头头？

班：只抓了五六个，都是当地的，所以说抓得不多。此外，他们都不说话，即使讲出来的那一点事情也是不一致的。你会说这是右手不清楚左手干的事。唯一查明的事实是他们的组织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是建立在地下小组基础上的。每一个小组由三人组成，他们很少会把其他两人的名字告诉你。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你提供的唯一名字是罗汉·维杰韦拉。这是他们公认的绝对领袖。这个人我们早就知道了，为此在3月份，在暴乱发生以前，他就被捕了。他们不相信民主，鄙视议会道路，坚信通过改良和法律不能前进。他们很急躁，既蛮横又急躁。这是最痛心的一点，这一点不只是对锡兰的青年极端分子，而且对世界上，包括欧洲的所有青年极端分子都是如此。民主的代价是容忍和耐心。民主是缓慢的，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它不靠魔棍，不靠奇迹。而那些青年极端分子想通过魔棍和奇迹来解决一切问题，也许我应该说是通过流血的办法。

法：但是在过去的大选中，维杰维拉和在他组织中的年轻人对以您为首的联合出了不少力。班达拉奈克夫人，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们，您不可能以压倒优势取胜。有人说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您的政府对他们食言，使他们大失所望。

班：首先是既不能评价也不能指责一个刚上台11个月的政府。除非是急躁和不懂事的孩子才会这样做，一句话，还是魔棍这一套在起作用。当发生暴乱时，某些方面的国有化已在进行，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许多改革。说我在大选中取胜应归功于维杰维拉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更没有帮助过我。此外，他既然不相信议会道路和民主，怎么可能帮助我呢？我又怎么会接受一个憎恶民主的人的帮助呢？我与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明确的条件下建立的：要么接受我的做法，即民主的方式，要么根本不谈这件事。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过去和现在都接受了我的条件，于是我把他们留在政府里。假如有一天他们不再接受，那么，我也可以不要他们。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就不是。当我谈论社会主义时，用的不是他们的语言。我说的社会主义是指平等和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正义。如果消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距需要使用暴力，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当然，很有可能在一些县和一些村里，青年极端分子曾建议投我的票，但是我想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我的政府宣告实行自由和宽容的政策。他们懂得在一个自由和宽容的政府管理下，进行武装暴乱较为容易。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我觉得他们很卑鄙。他们在该造反的时候，也就是在法西斯政权、反动政权、右的和左的专制政权统治下时，从来不造反。他们总是在允许他们生存和组织起来的政权下才造反。这很容易，不是吗？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要按列宁的做法去干。但是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列宁反对的是一个没有正义，更没有自由的社会。在民主的制度下，没有人去阻挡别人当共产党人。在锡兰，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是很强大的。他们正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