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9/25页）

通过把党卫队魔鬼化为大屠杀唯一的犯罪者，德国的辩护者免除了其他机构的犯罪责任。这就是战后不久手脚干净的国防军神话出现的方式。这个传说宣称：普通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与阿道夫· 希特勒和他的政权保持了距离，他们只是作为德国士兵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勇敢而英雄般地与压倒性的劣势作斗争，全然不知道党卫队在前线正在犯下的任何残暴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德国的大众媒体制造了国防军和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形象。在画刊、廉价的战争小说、电影里，战争被描绘为激动人心的冒险，在其中，数百万勇敢的德国人操纵着斯图卡轰炸机、坦克、战舰与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之所以能取胜只是因为它拥有十倍于德国士兵的兵力，并且可以调用无限的工业资源。可怜的德国士兵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但是他们勇敢地战斗，一直和同伴们保持着信仰。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上劣等的“非人类”的灭绝。相反，犯罪者们被想象为受害者。但他们是什么东西的受害者？大概是疯狂的元首及其狂热的助手们的受害者，然而任何寻求明确面对纳粹主义的人都会悲哀地感到失望，因为军事上失败的悲剧以有目的的含糊包裹在大众传媒中。事实上，一个人从大量大众的、经常是感伤的媚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个完全辩护性的信息：尽管战争是恐怖的，接下来是国家的一片废墟，但在对死亡的无惧无畏和对共产主义高贵的战争中，能够确认一份积极的遗产。

冷战强化了一些这样的大众想法，因为它给予希特勒青年团这一代人一个机会，将自身转型为自以为是的冷战卫士，并提醒他们的孩子，他们一直是反共产主义者。当然，在东德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在那里，政府主张每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并且义不容辞筑起高墙驱逐西方资本主义。在这座高墙的两侧，心理抑制是全面的。冷战提供了心理抑制适宜的目标，精力消耗在要么将西方资本主义驱逐在墙外，要么将共产主义通过“牵制”围困在墙内。但是，冷战所做的事情延迟了去纳粹化、赔偿和正义的进程。

鉴于这些历史的环境，我们不应该惊讶：塑造第三帝国的信仰和价值观并没有在1945年被扫除，它们在战后逗留，并且以变形的方式持续影响着新的一代。为了理解后大屠杀时代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纳粹德国并没有遁入历史，而是存活在政治的辩论和当下的历史意识当中。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鬼魂没有安息，它包括纳粹发泄了二十五年之久的种族仇恨和偏见。纳粹主义在1945年的彻底失败和名誉扫地，承担了希特勒所提出的生物学种族主义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在德国被永远地根除。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可能已经失信，但是其他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依然存活，甚至在战后兴旺起来。许多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只是在缓慢地改变，在一些情况下依然顽固，难以纠正。

自从1945年德国战败，首先是西方强国，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德国研究机构对舆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它们被实施用来测定犹太恐惧症偏见的性质和程度。最初的民意测验由美国驻德国的军政府办公室主持，它们呈现出以往的偏见与信仰、观点明显变化的奇异混合。因为它们是由军事占领部队支持的，它对一个被征服和迷失方向的民众行使着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它们科学有效性的问题。为了取悦占领当局，可能没有应答者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处理是正确的。”在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种族政策相同的抽样调查中，77％的应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对犹太人的行动绝对没有合理性。”只有19％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处理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是必须做一些事情来限制他们。”接下来的民意测验表明了一种否认、不信和困惑的变化心态，显示出37％的应答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对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的灭绝是没有必要的。”两次民意测验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因为一方面是零百分比的应答者不同意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同时37％或者超过三分之一的应答者赞成灭绝以保证德国的安全。这一差异有人认为是抽样调查记录水平低下可以解释的。正如萨拉· 戈登所指出的，对于一些应答者来说，含蓄的双重否定（不是我不同意）可能意味着是他们同意灭绝是没有必要的。美国驻德国军政府办公室的调查通常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们似乎表明了德国人相对而言没有犹太恐惧症。甚至在种族通婚的问题上——这是种族偏见的关键指标，91％的应答者的回答是：假如一个德国人娶了一个非雅利安人，他不应该遭到谴责。另一个的调查显示：94％的应答者相信所有实施或者参与对民众杀戮的人都应该得到审判，72％的应答者感到希特勒应该被审判，他自杀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