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8/25页）

为了公平地对待波恩政府，我们必须说东德政府在真诚地接受纳粹的过去这一问题上过于迟缓。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同样依赖于集权主义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法消除罪行，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极端形式，是针对工人民众的阴谋，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的左派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毫无关系，因此东德的共产主义政府自动地免除了责任。出于这个理由，东德政府拒绝给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任何赔款。

在两种情况下，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都是政府的命令，因此可以预见的结果是：要么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逃避，要么是通过安森· 拉宾巴赫所说的“道德健忘症”，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对待。东德和西德政府拒绝与纳粹的遗产作斗争。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研究发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而不是德国。在德国，历史学家不愿意重新揭开旧的伤口；也很难得到相关的文献，因为它们已经被战胜国取走，存放在遥远的地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的学校都在继续着过去的做法：忽视当代历史的重要性，偏爱遥远的历史时期，使得面对近期纳粹的历史相当困难。我自己预科学校的历史课本包括了一个短小的段落，它论及了1933年到1939年“狂热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论及国家社会主义对欧洲统治的段落中，有三句话谈论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些年当中，希特勒决定对犹太人问题采取最终解决方案。数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走到了可怕的终点。这些残暴的杀戮在绝对的秘密中得到了执行。”不用说，课堂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一议题。

大屠杀在德国历史学的圈子里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因为战后最具有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都以某种方式与纳粹政权有着关系。他们都是在历史决定论高尚的风格中得到训练。历史决定论教会它的从业者朝着修辞的优雅、科学的精确努力，把主题集中于思想史或者外交史，而不是拷打、大规模射杀、毒气杀人构成的地狱。也存在广泛的怀疑，即胜利者控制的证据可能被污染了，它们不可信，具有宣传特征。有人认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取关键性的观点；同时，将学问限定在非判断性的文献搜集，把道德判断留给未来一代在学术和教学上是更为明智的。

要么是默认，要么是故意，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让外部世界控制了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学术争论。一束强光是在慕尼黑建立了当代历史研究所，它是专门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主题和资料的研究和文献中心，出版了学术期刊《当代历史季刊》。这个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汉斯· 罗特费尔斯用《格施泰因报告》的出版促动了一系列论述最终解决方案的优秀论文。随后马丁· 布罗萨特、赫尔穆特· 克劳斯尼克、赫尔穆特· 海贝尔对纳粹罪行的研究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公众的水平上，德国人在德国是不能阅读到专门论述大屠杀书籍的。论述大屠杀最早的也是至今依然最为综合的著作之一是由劳尔· 希尔贝格写作的。该书用英文初版于1962年，直到初版二十年后、大屠杀三十七年后的1982年才翻译为德文。假如任何一部论述大屠杀的著作在总体上给德国人留下印象的话，那么就是《安妮日记》以及后来建立在她在纳粹控制下短暂而悲剧故事基础上的故事片。至少德国人很快被迫将一位年轻天真的面容和他们的纳粹前主人犯下的恶行联系了起来，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联系过于紧密了。这就是为何无论何时在公共论坛上提出集体苦难的主题，德国的受害者都一直处于显著位置的原因所在。也有人过于强调对希特勒微小的、没有效果的保守主义抵抗，最终，出现了一致的努力，将所有的对纳粹罪行的谴责投射到党卫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