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20/25页）

最有影响和积极的新右翼拥护者有赖纳· 齐特尔曼，他是保守主义报纸《世界》的编辑之一；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是哥廷根一所中学的教师，出版了一部极有争议的纳粹德国史，在其中，为了支持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细节，边缘化和淡化处理了大屠杀被；迪特· 施泰因是华而不实的新右派喉舌《新自由》的编辑；博托· 施特劳斯是著名的诗人，最近才皈依新右派，他在《明镜周刊》上搅起了轩然大波，因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山羊的膨胀之歌》的挑唆性文章，在其中，他攻击1968年出生的一代是畸形的一代，为了猖獗的消费主义兑换了民族感和精神深度。新右派通常把目标锁定在美国文化颓废的价值观上，认为它是破坏德国传统价值观的腐蚀剂。正如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在为《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作采访时尖锐地告诉雅可布· 海尔布鲁恩的那样，德国人将不再被欺压去忍受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相反，德国人将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当中。

在更加贴近地审视新右派所持有的德国传统价值观内容的时候，一个人会遭遇到令人熟悉的景观轮廓：有关民族灵魂及其深层本能、情绪、梦想的民族主义信仰。这一信仰比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思想生出理性主义的抽象观念要深刻得多。例如“青年自由”组织的年轻支持者，似乎是20世纪20年代“联盟青年”的再生。新浪漫主义“鲜血和土地”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明显相似的，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版本包含了当代摇滚乐和技术小发明的奇怪混合。这些极端右翼组织的潜在信息，被精打细算地用来建立跨种族和民族和谐的路障，因为它赞美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把它们作为有用的部落崇拜仪式。无疑，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通过神圣的仪式和习惯的恪守保存了民族集团的纯洁性。根据这样的观点，对外国人的仇恨将不会受到谴责，因为它有助于通便和治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将抑制的敌意和攻击性外部化。

目前，新右派不是对民主的威胁，它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在学术界或大众媒体相对边缘化。同时，他们煽动性和好战的修正主义制造了新的分离。根据犹太中央委员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的观点，这些造反的年轻保守主义分子与富裕的保守主义圈子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德国少数人的权利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应该受到监控。新右翼明白：“为德国的战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发生在街道上，而是在集体记忆的领域和民族的自我形象中。”

在最后的分析中，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1968年出生的一代人和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都归根结底到未被把握的过去，以及应该如何把握它。正如于尔根· 哈贝马斯在和历史学家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的真正要点不是认识论上差异的争论，而是对如何公开使用历史的不同观念的争论。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用来为强化集体凝聚力服务，还是被用作道德的参照点，借此过去成为当下一代人学习的经验？在德国，集体记忆的政治，即谁解释过去的政治，在过去的上一个十年变得十分紧张。在这场争论的中心依然是第三帝国和大屠杀。除了疯狂的少数大屠杀否认者，大多数德国人都不否认大屠杀发生过。根据国际调查，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有了很好的基本认识，修正主义者宣称它没有发生，这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对大屠杀的争论聚焦在应属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上，即它应该如何被记忆下来，以及这个记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如何被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