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9/25页）

作为替罪羊的外国人接下来十分关注历史久远的德国问题，它一直在过去出现，并与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相关联。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德国人？是社会化成为德国人，还是与德国民族群体关联的祖先的血统纽带？今天和过去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的而非社会的。依然是血统，而非出生地，或者文化的同化，决定了一个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尽管存在民族身份引发的恐惧，但是德国人拒绝改变他们的公民权法律。因为西德邀请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重建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在过去的三十五年，这个问题反复地浮现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国家经历了外国劳工从土耳其、南斯拉夫、意大利，以及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的国家稳定的流入。许多“外来劳工”返回了祖国，但许多人则决定留在德国，组建家庭，或者安排喜欢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今天的德国有许多年轻的土耳其孩子，他们完全被同化了，只会说德语，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旅行。但是，根据当下的德国公民权法律，他们不能成为德国人，因此永远打上了“外国人”的标签。根据当下的数字，有600万这样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8％。许多外国人在孤立中生活，在他们主人的手中忍受着歧视。

德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回答是闪烁其词和摇摆的。信号似乎是：“我们感谢你的工作，但我们不喜欢你永远留在德国。”官方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我们对外国人是友好的。”这一没有解决问题的含糊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即在劳动力短缺时输入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满足短期目的时输出劳动力。应该预见到的是，数百万的外国劳工会留在德国。迄今，德国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的政策来整合它的外籍少数人，也没有任何打算采纳美国人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模式。同时，德国政府被卡得不能动弹，既不能驱逐不需要的外国人，也不能将他们同化到德国的主流当中。我一直主张，德国未能控制的纳粹的过去决定了这两种解决方案。同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人依然信奉民族的自我认同；驱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求助于被认为是与纳粹相似的策略将引发愤怒和反对。

围绕外国人问题，另一堵墙在扩展，这是一代人的墙，甚至是1968年出生的人和1989年出生的人之间的代际之墙。今天五个德国人当中有四个属于战后的一代，但是这一代人正显示出对德国民族自我认同问题深刻的政治分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明显的向政治右翼的变化已经发生。这一变化挑战了西德世界主义的、民主的、西方定位的德国的民族意象，并威胁用民族主义德国所追求的“大国”状态取而代之。迄今为止，这一变化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性质的，探寻着宽泛的政治权力基础。“新右派”之名来自阿兰· 德· 贝努瓦相关的法国新右派。贝努瓦是一位法国思想家，他重新打磨了传统的右翼和新法西斯思想，把它们嫁接到左派时尚的修辞、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思想、雅克· 德里达文化差异的思想之上。新右派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底纹：一是民族多元主义者，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民族性必须保护它们的纯洁性以保存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和文化创造性；国家主义者，他们追随着保守主义哲学家卡尔· 施密特，提倡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国家；精神上的保守分子，他们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它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新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诺尔特、施蒂默尔、希尔格鲁贝尔、齐特尔曼、魏斯曼、尼佩代），他们想恢复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使这个国家再次在大国当中能够获得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