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第5/17页)
纳粹化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极权主义的目标,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无休止的、没有必要的争论。没有一个政权——无论多么革命——能够在十二年内扯下一千多年基督教文明的记录。除了这一明显的完成纳粹化的历史障碍,另外两个内在的限制阻止了纳粹成功地实现他们种族的和帝国主义的幻想,一个是纳粹的领导人是反社会的,一个是他们的信仰是意识形态的妄想和凶残的伪科学的结合。由于所有以上的原因,纳粹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绝对控制的极权主义目标。鉴于非理性思想和精神变态个性的相互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极端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将现实弄了个底朝天。这一点在种族政策的领域尤为真实,在那里,信仰的共识假如并非一直是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政策,它也很快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在纳粹党、学术界、大企业、军队、大部分国民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发展。除了来自顶层的松散指示,以及来自各种勾心斗角的机构(司法部、内务部,以及党的分支机构,如冲锋队、党卫队、宣传部,此外还有军队或者戈林的四年计划部)明显的混乱和竞争,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的精神;在种族的议题上,这一精神通常超越个人或者机构的对抗。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地认为:“在最终的分析中,犹太人的毁灭与其说是法律和命令的产物,不如说是精神的、共识的、一致和同步的重大事件。”
正如贝诺· 穆勒—希尔所言,纳粹的种族信仰在几个基本的议题中可以得到归纳:“人类的多样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一些东西使得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卜赛人成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成为反社会的人,精神失常的人成为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血统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穆勒—希尔对“杀戮科学”研究的著作,以及几本最近对德国医生卷入纳粹事业的研究著作,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医学界热情支持提高德国人民种族质量的纳粹种族主义的愿景。正如前面所示,这一种族的信仰从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拥护。那时,各种种族的思想家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德国,确实还有整个欧洲,正在被太多次等的人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所退化,这些人种正在以远超优等种族的速度繁衍自己的同类。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在纳粹理解的意义上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通常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政治上明确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右翼。在他们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德国主要的种族著作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莱曼,德国种族科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 兰茨、欧根· 费舍尔、赫尔曼· 马克曼、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他们最著名的知识或者科学的中心是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是欧根· 费舍尔,他宣称自己热情地信奉将德国人在种族上完美化。
纳粹分子将自己嫁接到现存的种族卫生学的信条上,通过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学术的目标。用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 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运用性的种族科学”。这解释了为何纳粹分子指望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支持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信仰转化为科学的事实。因此,当纳粹分子控制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就立刻将医学和药学的专家协调起来,根据领导层的原则将他们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他们挑选了格哈德· 瓦格纳作为帝国医生联盟的领导人,他是绝育、安乐死,以及禁止杂混的种族法的坚定主张者。瓦格纳发动医学界重新确定德国医学的目标,将医生和病人之间典型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建立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以社会定位的计划。医学期刊也进行了协调,希望反映新的意识形态的定位。《目标和道路》成为了所有医学期刊意识形态的标准,以及纳粹种族政策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