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22/24页）

由于后见之明，这样的经历可以构成太多的东西，但是它们说明了德国人对外国人所具有的类似妄想狂的恐惧。我们现在知道，从来没有发生拥进德国的移民潮，但是却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感觉。无疑，这样的感觉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东欧的犹太人十分突出，他们喜欢群居，衣着特色鲜明，说意第绪语，他们奇怪的举止让德国人恼怒。由于这些东欧的犹太人组成了排他的社区，因此给许多德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相当于国中之国的不相容团体正在被植入德国社会之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些东方的犹太人提供了令人不快的视觉，他们似乎为了寻找生意在维也纳或柏林的人行道上急速奔跑。他们被诬蔑为“令人讨厌的元素”，蜂拥进德国社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官员把他们当作带来瘟疫的寄生虫。特赖奇克说这些“流浪汉”除了可恶而糟糕的德语口音之外，没有任何属于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长袖衣服散发着恶臭，前额留着必须有的鬈发”。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防备着这些东方的同宗者。用一位德国犹太人的话来说：“他们懒惰，永远擅长欺骗他人，这些都让西部的欧洲人不得不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想法。一个邪恶的期望油然而生——应该从世界上清除掉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瓦尔特· 拉特瑙是一位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他明显真诚地表示犹太人正成为“德国人民身体中外来的有机物”，因此正如卡尔· 马克思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对自身犹太人的传承表达了深深的暧昧。

假如身为犹太人的瓦尔特· 拉特瑙看见某个东方的犹太人都会感到不愉快，那么当阿道夫· 希特勒第一次见到他所称的这些“裹在长袖衣服里、留着黑色鬈发、散发着让我要生病的臭气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恼火就更为厉害了。突然之间，根据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瓦尔特· 拉特瑙的外国有机物成为了“有毒的脓肿”“腐烂的酵母”“杆菌”，发动一场杀灭一个致命病毒的战争要求英雄主义的方法，它们要和巴斯德、科赫曾经使用过的方法相媲美。到了1914年，希特勒和其他患有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犹太人是异己的民族，而是认为他们是致命的杆菌，因此必须被彻底消灭。

我并不想主张，希特勒在战前维也纳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一种共同的看法，但是证据显示，它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十分广泛的，超出了通常的假定。正如杰克· 维特海默尔提醒我们的，对没有被同化的犹太局外人否定性的成见，也表明了德国人普遍对外国人持有的一个长期问题：“本质上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剥削性的。德国人不仅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是那些受迫害的和贫困的人的避难所，而且他们对外国人的评估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用途。”在第二帝国对外国人愤世嫉俗的处理，不仅与纳粹德国形成明显的关联，而且与战后的联邦德国也是如此。乐意吸纳外国人的团体，并且允许这些人成为国民是一个民族特性的重要尺度，假如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清楚的是，第二帝国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尺度，而且形成了胚胎形式的“纳粹时代的意象和政策”。

换句话说，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体现在反犹太人仇恨最恶意的形式当中，即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没有构成多数人的观点，它们依然限制在极端的种族主义圈子内。然而，这些极端的圈子和主导这些圈子的怪人，在塑造未来思想和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 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他给希特勒灌输了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斯是阿道夫· 约瑟夫· 兰茨的假名，他创立了“新殿堂会”，其成员都是金发碧眼的男人，他们被这位主人劝告与天生具有同样长相的雅利安女人配对，在德国制造出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斯在他的杂志《女神奥斯塔拉》中散布其种族主义的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来装饰，它在德国和奥地利销售得非常快。事实上，1908年秋季刊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就在这一年，利本菲尔斯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理论动物学或索多玛小猿和神圣电子的科学：早期的和最近的世界观导引及对皇室的和贵族的辩护》。这是一部漫谈性质的著作，试图显示历史是黑暗儿童（索多玛小猿）和光明儿童（雅利安人）之间的永恒冲突。利本菲尔斯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导电的身体器官以及内嵌的导电输送器，但是他们的能量被几个世纪来累计的种族不纯所耗费。他希望通过纯洁种族的优生学，在雅利安种族当中再次给予这一英雄品质以活力，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点燃他们电磁的、放射性的器官，变成无所不知、智慧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对于所有低级的种族来说，特别是犹太人，利本菲尔斯推荐了一种国家支持的奴役、绝育和灭绝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