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第2/4页）

像杨德峥一样，在《老照片》里发表自己“处女作”的，大有人在。十几年前，有位叫邱三宝的农村青年，在武汉市一所小学的旁边租了间屋，开了一家裁缝店。他看到刚出版不久的《老照片》后，也投了篇稿件过来。文章随手写在几张没有线格、质地粗糙的白纸上（这些纸想来是他平时裁衣服画草图用的吧），讲述了他父亲年轻时不安于当农民，十几岁就开始在建筑队学手艺，常年在外闯荡的经历。随文寄来一张其父1965年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留影（图二）。作者在文中写道：“父亲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穿一双皮凉鞋，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面，这也许是60年代城市青年的一种典型打扮吧。看上去父亲身上的农民味极淡，或许是常年在外谋生的缘故，使他看起来已经很像一个城里人了。父亲当年站在桥边，眼睛忧郁地望着远方，也许是对这种飘无定所的日子感到厌倦，也许是生活的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图一 1952年杨德峥与母亲的合影，两年后年仅二十七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

1960年代的中国，不像现在，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还相当严格，到城里谋生的人连个“农民工”的名分都没有，作者的父亲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脱离土地，堪为后来亿万农民工的先驱。而今已成年的作者，身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来到了父亲当年曾经留下身影的城市里谋生，作者写道：“现在，当年轻的我站在车流如织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时，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景了。历经了三十三年（文章写于1998年，编者注）的历史变迁，一切都有太多的改变，当年站在桥头留影的这位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也已成了六旬老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道：“……父亲永远也不会再年轻，而我却沿袭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每一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一个年轻人都将渐渐衰老，直到有一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谁说历史的书写只属于史家与宫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邱三宝，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面对一幅寻常的家藏老照片所表达的历史情怀，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邱三宝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完结。稿件刊出后，编辑部按照来信的地址给他寄去了样书，并退回了其父的照片，又通过邮局汇去了稿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样书、照片以及稿费汇单均被邮局陆续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当时邱三宝除了信上的邮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没奈何，我们只好在《老照片》上发启事，希望作者见到后能与我们联系，但连发了两期都没有回音。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城里打拼的农民工，在《老照片》里匆匆现身，留下一段朴素的“史述”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牵挂不已。他父亲的那张120的原版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在我们这里，真希望有一天能“完璧归赵”，亲手把照片交给他。

图二 1965年，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有时无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读，便可以将人们带入某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寻常的家藏照也不乏这样的功能。比起“宏大叙事”来，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这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合影。（图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照片上无论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后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着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个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罢了，大老爷们穿花格衣服是很为中国人忌讳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里，只有阿飞、特务才这样打扮。然而，当中国实行“一边倒”，完全投入苏联老大哥怀抱以后，倾力消费苏联的舶来品，自然也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张原本为“临别留念”而拍摄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后，其拍摄的初衷，却被照片上满眼的花衣服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特定时代中苏“蜜月”的某种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