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一（第2/11页）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余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竞安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蒇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是以专折具奏，干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谨奏。

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

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