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第3/4页）

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54]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55]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56]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57]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8]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9]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60]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